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并特别要求“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不断涌现，成为提升创新效能的一股新生力量。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正处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呼唤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历史窗口期。进一步助推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加速高等教育创新效能跃升，是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关键一招”。

新型研究型大学快速发展

当前，第四次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正在颠覆传统教育逻辑：知识获取的即时化、职业岗位的流动性、学习需求的个性化，使得以标准化、规模化见长的传统教育模式陷入效能困境。新型研究型大学凭借其包袱少、机制活的优势正在不断突破制度窠臼，并重新定义高等教育的功能和价值。

近年来，随着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相继成立，新型研究型大学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尤其是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深圳理工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一批新设大学更加鲜明地提出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定位。这些大学具有以下共性特征：在目标导向上，以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为导向，注重原创性、前沿性研究；在组织形式上，打破传统学科边界，采用灵活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机制；在资源禀赋上，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多样化、开放式的创新生态；在教育模式上，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采用个性化、项目式的学习方式；在社会影响上，强调产学研结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

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变革，赋予高等教育新的使命，呼唤其创新效能跃升、发展模式迭代。而以标准化、规模化为特征的传统教育模式，在面对个性化需求和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时，尚处于“将变未变”的“冲击－反应”期。在此阶段，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新生力量，通过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创新，打破传统高校在资源分配、学科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固化格局，更容易主动寻求变革，其快速发展也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有望进入一个“破界重构”的新阶段。

电动车市场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启示

在论述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推动高等教育创新效能跃升之前，先从一个汽车产业的案例切入，可以更为直观且深刻地理解这种系统性变革。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占零售季度总销量的比重首次过半，达52.8%，而在此之前汽车市场中基本是燃油车占据主流。电动车并非“一出道便巅峰”，而是逐渐占领市场，在用户体验感持续增强后，经过不断技术迭代，才开始对燃油车的主流市场形成有力冲击。电动车的崛起绝非简单的动力系统替代，而是通过“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三重技术叠加，重构了汽车产业的价值体系。

这场变革揭示出技术发展的辩证法则：任何革命性创新都会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燃油车对马车的否定实现了动力解放，电动车对燃油车的否定则推动了能源转型。但真正的辩证超越发生在智能化阶段：当汽车从运输工具演变为移动智能体，它不仅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性能颠覆了燃油车的市场地位，还通过智能驾驶等新技术重新定义了汽车的功能和价值，其产生的“鲇鱼效应”更推动整个汽车产业的系统升级。

这对高等教育创新效能跃升具有重要启示。我国已经是高等教育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但从高等教育系统的动力内核来看，主要还是在借鉴欧美现代大学基础上努力赶超。尽管随着“双一流”建设等重点工程的有力推进，我国大学群体在世界高等教育版图中逐渐形成局部优势，但在既有框架内很难依靠传统办学模式实现突破，需要更具有变革性的办学模式，才能产生更为强大的动能。

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作为“龙头”的高等教育更是要打破发展惯性、破除路径依赖，以强有力的创新效能跃升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如今，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有望像电动车一样发挥动力再造的功能，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创新效能跃升。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范式创新与“鲇鱼效应”

在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之际，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带动更为广泛的大学集群通过开展跨学科教育、科教融汇、技术赋能等范式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作出积极回应，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愈加丰富多样的高质量教育需求。

一是重构知识生产模式，建立跨学科融合机制。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打破传统高校的院系之分，首设“枢纽”和“学域”学术架构，学术枢纽面向人类社会发展需要，把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集结起来，在学术导师、业界导师指导下，通过做项目构建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并提升能力素养。这种学术架构更有利于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新兴学科和前沿学科发展。再如西湖大学强调跨学科交叉融合，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具有跨界思维的“π型人才”（兼具专业深度与跨界广度）。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重构知识生产模式，这将对传统高校产生强大冲击，迫使其重新思考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并探索建构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甚至超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二是再造教育教学流程，实现个性化学习路径订制。高等教育创新效能跃升尤其要注重课程体系创新。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受教育者的需求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越来越需要“私人订制”式的高质量教育体验。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全面采用“模块式”课程超市，赋予学生自主设计个性化课程的权利，“以每一位学生成长为中心”培养创新型人才。不仅是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更需要再造教育教学流程，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帮助受教育者选择更有创意、更有价值的教育，让教育真正“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

三是重塑价值评价体系，创新大学管理与运行机制。传统高等教育以人力资本生产为核心，强调知识的传授和职业能力的培养。但在智能时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注重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高等教育正从价值论层面实现从“人力资本生产”向“人的完整性发展”的转变。在这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已经走在前面，不断突破“唯分数”“唯论文”评价，将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等更能体现实践贡献度的维度纳入办学评估。另外，新型研究型大学正通过PI制、书院制等举措打破传统高校固有的管理与运行机制。在这些新型大学的竞争压力下，传统高校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惯性，探索更加灵活高效的管理与运行机制，以保持其竞争力和吸引力。只有倒逼更多传统高校走出办学“舒适圈”，全力探索更加开放协同的创新路径，高等教育创新效能跃升才能真正显示出磅礴之力。

（作者：陈先哲，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