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昆虫种类估计15万种以上，已定名不足2.5万种，只占17%。在这些已知种中，95%由外国人定名，只有5%是中国人自己的工作。”1979年3月，68岁的昆虫学泰斗周尧在信纸上写下一组令人警醒的数字。

将95%和5%这两个百分比颠倒过来，成为周尧毕生的科学战役。

万里归国效力

1936年，周尧以优异成绩考入意大利那波利大学，师从世界昆虫分类学权威西尔维斯特利教授。他带着200多号中国蝴蝶标本负笈远洋，成为该校昆虫博士研究生班唯一的东方学子。短短一年，他已兼任助教，论文《透明蚧的重记载》获导师高度评价，前途一片光明。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欧洲学界。周尧用这句话婉拒导师的挽留：“报国之日短，求学之日长。大虫不杀，杀小虫何用！”他于1938年4月踏上归途。在四等舱的麦草垫上漂泊30天后抵达广州，他第二天就穿上军装，成为广东地方军一八七师的一名战士，开赴河南兰考前线。

“我是书剑两无成，只能攻雕虫小技。”结束戎马生涯后，1939年，周尧收到两份聘书：富庶的“天府之国”川大农业院和黄土高原上的西北农学院。他选择后者，因为“这里是后稷诞生的地方，教稼台就在附近……我要学习先农先儒，为中国农业与教育作出贡献”。

开创生物防治虫害法

20世纪40年代，小麦吸浆虫害席卷中国主要产麦区。刚分得土地的农民惊恐传言“虫王爷降灾”，甚至焚烧庄稼。周尧带领学生一头扎进关中麦田，连续七昼夜“埋伏”观察，终于摸清害虫生活规律。

“用药治虫不是根本！”周尧发现两种寄生蜂是吸浆虫的天敌，开创“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法。这项成果在黄河流域推广，拯救了千万亩麦田，成为科学抗战的典范。

战火纷飞中，他组织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昆虫学会“昆虫趣味会”，创办首个私立昆虫研究所——天则昆虫研究所。在西北农学院简陋的教室里，他练就“一笔画虫”绝技，枯燥的分类学在他笔下变成昆虫世界大观园。

“老师能在黑板迅速点绘复杂昆虫图像，拉丁学名过目不忘。带我们下田采集时，渭河涨水他第一个持网探路。”学生丁岩钦回忆道。正是这种身先士卒的精神，让他在抗战期间采集积累了大量标本，为战后研究奠定基础。

为中国昆虫学正名

曾经，西方著作中，中国昆虫学的贡献长期被忽视，有大学老师甚至断言“中国没有昆虫学史”。

周尧为给祖国学术正名，伴着青灯一盏，在7000余册古籍中探寻——从《诗经》《尔雅》到《本草纲目》，他发掘出中国古代在益虫利用、害虫防治等领域的辉煌成就。1957年，一本薄薄的《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史（初稿）》震动学界。西方专家惊叹于这些发现，称此书为“不朽的著作”，中国在世界昆虫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9年10月，周尧推动创办《昆虫分类学报》，与66个国家、180多种生物学期刊建立联系。从此，《昆虫分类学报》在世界生物科学界为中国树立了一面旗帜。

1994年，周尧主编的《中国蝶类志》被誉为“科学界创举”。这本著作收录1800余种中国蝴蝶，5000余幅彩色图片，首次为中国蝴蝶建立分类系统并统一中文名称。

“愿吾同道齐努力，确保环球永芬芳。”88岁病危手术醒来后，周尧口述《蝶之梦》诗句。他将毕生积蓄化作科学火种——1996年家乡为其建造昆虫博物馆，他将60万元奖金全数捐出：20万元支持博物馆，40万元加上积蓄10万元设立“周尧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

从意大利实验室到西北农学院，从抗战时期到和平年代，周尧用70年时光让中国昆虫学从5%的定名权走向自主。他采集40多万号昆虫标本，发现372个新种，建立21个新亚目；他创建的昆虫博物馆如今收藏150万号标本，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研究重镇。他用一生诠释了科学报国的真谛。(记者 马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