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看这个‘重磅消息’，鼓励用人单位办托管！咱宝贝以后的暑假是不是不用再送回老家了？”看到新闻时，家住湖北宜昌的武女士激动地对丈夫说。

武女士口中的“重磅消息”，是指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7月8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发展“1+N”的托育服务体系。“1”就是指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发挥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托育服务发展。“N”是指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机构。

近年来围绕托育发布的一系列政策，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养娃不仅是小家的事，也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做好托育服务，对于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和减轻‘养’的负担具有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教育厅原一级巡视员刘菊娇长期关注托育。

今年1月3日，刘菊娇就收到一条好消息：她在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提案》被评选为2024年全国政协好提案。

“党中央、国务院对‘一老一小’问题高度关注。相信《意见》中提出的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新增普惠性托位66万个的目标很快就会落地成真。”刘菊娇感慨。

入托可及，完善普惠托育经费支持

清晨六点半，全职主妇、“二孩”妈妈黄伶俐一边用余光瞄着客厅内玩耍的三岁大女儿，一边在厨房冲泡奶粉，九个月大的二女儿被她裹进襁褓，背在背上。一个人要同时照看两个小宝，让她疲惫不堪、分身乏术。大女儿生日小，还不到公立幼儿园的入园年龄，私立幼儿园托育班每月收费4200元，相当于丈夫每月收入的一半。她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将大女儿送回百里外的乡下，到9月份幼儿园开学再接回来。“请老家的父母帮忙照看会省下一大笔开销，但要跟孩子分开一段时间，也不知道她能不能适应。”黄伶俐有些许无奈。

2024年国务院对多地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但目前全国实际入托率仅为7.86%，现有托位缺口较大。

“一些家庭有婴幼儿入托‘刚需’，但符合需求的托位可能‘一位难求’；有些托育机构因收费较高、接送不方便等原因导致‘供非所求’，出现‘家长托不起、机构招不满’的矛盾现象。”受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委托，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课题组曾对北京等13个城市开展了托育服务的供需调研。调研发现，托育服务在供给规模、结构、价格、质量等方面尚未充分适应家庭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目前，普惠托育服务的财政性经费支持不足，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托育服务。2023 年全国民办托育机构占比高达89.5%，平均月费（不含餐费）1978元，一线城市更是突破5500元。”洪秀敏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副院长杨丽婷曾用三个月时间，带队完成了广东 20个地市的实地走访，回收了1201份家庭问卷，82%的广东家长期望普惠托育月费控制在2000元以下。

洪秀敏表示，目前不同办托模式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大家比较期盼的单位办托，场地要符合婴幼儿活动安全标准，改造费用较高，但难以获得政府补贴，靠单位自筹，积极性较低。而且职工子女年龄分布不均、职工的流动性强，单独办托易导致资源闲置、产生亏损。社区办托育，则存在场地整合难的问题，目前仅有6.15%的社区有托育设施。家庭办托需要将住宅改为经营性质，这需要业主一致同意，存在现实难度，而且服务与安全的规范不足。私立托育园费用偏高，因为需自行负担房租、人工、装修、运营等成本，房租和人工成本占总收入的75%以上。虽然国家有专项补贴，但补贴往往是针对建设，对运营缺少支持。2023年，全国民办托育机构约七成处于亏损状态。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原司长杨文庄表示：“当前托育服务已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意愿、制约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民生问题。新政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多元供给破解‘托育难’，让普惠托育从‘奢侈品’变成‘必需品’。”

如何为不同家庭提供便捷、实惠、优质的普惠服务？多地做出探索。

“我们根据周边家庭收入水平和运营成本，制定了每月2280元的收费标准，既能维持运营，家长也能接受。”在广州市海珠区，全新打造的龙凤街道普惠托育园解决了周边家长的大难题。园方负责人程映雪介绍，该园依托康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场地由街道提供并免收租金，交由第三方机构运营。

据了解，海珠区政府通过“搭平台、抓监管、给补贴”三方面介入，减免租金、规范质量评估，并提供资金支持，让托育服务月均收费降至2500元以内。

“建立稳定、合理的资金投入机制是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坚实基础。”洪秀敏建议，优化完善普惠托育服务经费支持机制，一方面，尽快完善普惠托育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督促各省区市指导普惠托育机构，结合不同年龄段婴幼儿照护需求和运营成本差异科学制定收费标准，及时跟踪评估，不断优化完善相关政策，发挥市场调节机制作用，利用价格杠杆引导机构提升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不断优化普惠托育服务的财政补助政策，健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推动普惠托育机构优惠政策落地落实。

送托方便，打造“15分钟托育圈”

凌晨4点，家有2岁宝宝的某公立医院医生张明刚完成一台急诊手术。托育机构的费用在他看来不是问题，他更在意距离——离家3公里，走路送太远，只能开车。“值完夜班本想好好补一觉，但一大早得爬起来开车送孩子，实在是强人所难。”张明无奈。

而新政策中“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等举措，让他眼前一亮。“新政策中提到，办托所需的支出可以按规定从职工福利费列支，用人单位工会经费可适当补充。这就能提高单位办托积极性，让我们‘带娃上班’的设想有望成为现实。”张明很期待。

国家正通过政策引导，努力把托育服务送到离家庭更近的地方——社区里、单位旁。“广州市推动的‘一街一普惠’，即每个街道（镇）至少建设一个由政府主导、价格优惠、专业规范的托育园，已在多个街道建成并运营，在我看来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样本，为居民打造了‘15分钟托育圈’。”杨丽婷说。

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在许多代表委员看来，不失为盘活闲置资源、增加幼儿园生源和收入的方式。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雅安市教育考试院院长庹庆明在调研中发现，这不是简单的“向下延伸一个年龄班”，小月龄婴儿本身更为脆弱，且和接近3岁的幼儿需求差异巨大，如建立托班，前期投入和持续运营成本都会显著增加。对此他建议，增加财政投入，支持新建、改扩建幼儿园或设立专门托班，配备适合低龄幼儿的设施，并探索普惠性收费或补贴机制；充分利用现有幼儿园硬件条件，增设托班或改造低龄幼儿活动空间。

“杭州某公办园将闲置教室改造为托班，政府按每班20万元补贴设施升级，利用现有师资团队，使托班月费降至2200元，比专业机构低40%。”这种“托幼一体化”模式，在他看来是快速扩量降价的有效路径。

入托安心，破解师资质量短板

托育服务质量，也是赢得家长信任的核心关键。“我通过监控发现，老师用成人刚用过的筷子给1岁宝宝喂饭，果断退掉了私立托育机构的名额。”一位宝妈在社交媒体上感叹，连收费高昂的托育服务也不可靠，家长实在不知如何找到放心的托育。

这种对托育质量的担忧，在代表委员的调研中反复出现。

“部分托育机构在师资专业性、环境设施科学性、监管规范性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导致家长对送托存在顾虑。”庹庆明通过调研发现，现有托育机构的总体服务质量仍然有待提升，对此他建议完善0至3岁托育机构的设立标准、照护服务规范与安全卫生标准，加强师资培养培训，明确监管主体，建立常态化的服务质量监测评估和信息公开机制。

“0到3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机遇窗口期’，对孩子未来有持久影响，同时，这个阶段的孩子需要更精心地呵护。然而，目前托育机构的安全性和托育员专业性还不够让广大家长们放心。”杨丽婷对此建议，一是要着重推动托育机构的行业准入从备案制改为审批制，倒逼机构加强规范化建设、提升服务品质，让优质的托育机构成为市场主体，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推动托育行业健康发展。二是要推动托育服务人员实行资格准入。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杨方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托育服务机构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统一、规范的认证体系，直接影响托育服务的质量和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统一全国托育服务机构师资认证体系，对于提升托育服务质量、保障婴幼儿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杨方提交了相关提案。其中建议，由国家层面制定托育服务机构师资认证统一标准，明确婴幼儿心理育养标准和操作规范，包括学历、专业背景、职业培训、实践经验等要求；建立严格的认证流程，包括资格审核、培训考核、实践评估、退出机制等，确保认证过程的公平公正和客观有效；把托育师资纳入师范类大专院校专业类别，面向社会招生，培养专业高质量托育师资人才等。

她也观察到，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不少规范监管保障政策。但站在家长的角度，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定如何落实。有专家建议，建立社区托育服务家庭回访制度，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全面了解社区托育机构的服务内容和短板问题，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提供参考依据。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社区托育服务实效进行专业评估，对托育机构的诚信记录、人员信息和服务过程进行动态监督，评估结果定期向社区公布，最大限度消除婴幼儿父母的担心和顾虑。

据了解，制定托育服务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确定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牵头起草。

“我很期待托育服务法尽快出台，有关部门严格落实相关规定，进一步促进托育服务的法治进程。”杨方充满期待。

（记者 李丹阳 通讯员 马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