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 昀 近日，“自闭症学生报到当日遭劝退”一事引发广泛关注。尽管校方迅速回应，并承诺通过专业评估寻求解决方案，但事件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却值得深思——当前残疾人求学与就业支持体系，往往优先服务于肢体残疾、言语残疾等“显性障碍”群体，无形中将自闭症、智力障碍等“隐性障碍”群体推向边缘。这不仅会导致资源配置失衡，让本就弱势的群体更加无助，更在教育准入与职业发展等关键环节形成壁垒。

相比“显性障碍”群体，为何“隐性障碍”群体显得更加弱势？原因在于，肢体、视听力障碍群体有明确的“物理无障碍”需求，轮椅坡道、盲文标识等硬体支持也更易于标准化建设与推广。然而，自闭症等心智障碍者的核心诉求，在于“社交与沟通的无障碍”，更依赖个性化的教学计划、专业的特教支持、包容的行为环境以及积极的同伴关系。这类软性支持高度依赖人的专业介入与环境调适，难以被标准化服务体系所覆盖。而当“显性障碍者优先”在实际执行中被窄化为“仅限”时，矛盾便显现了出来。

令人忧虑的是，部分学校因缺乏相关支持经验和资源，面对这类非标准化的“障碍”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处理，简单将其等同于“风险”“负担”，一拒了之，造成了多输的局面：对学生而言，他们丧失的不仅是一次入学机会，更是对个人努力与家庭期望的沉重打击；对学校而言，类似行为暴露了校方治校水平上的短板，伤害了学校声誉；对社会来说，这既侵蚀了残疾人依法享有的平等受教育权，也可能带来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不少心智障碍者在重复性、精细操作或艺术表达等领域独具潜能，赋予其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将有可能使终身照护的长期负担转化为潜在的社会财富。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到，一些网民以及不少学生与家长对于招收自闭症学生的潜在影响仍有顾虑。因此，当地有关部门不能满足于解决一例个案，必须致力于构建覆盖教学、扶助全方位，贯穿招生、培养与就业全周期的支持性生态系统。具体包括四方面： 一是推动招录评估专业化、前置化。应建立由教育专家、医生、特教老师组成的评估委员会，核心任务也并非简单判定学生能否入学，而是评估某类学生需要何种支持才能成功入学，将支持方案明确前置。

二是强化学校支持体系。职业院校可积极探索配备专业的资源教师、设立资源教室，试点引入“影子老师”等个性化支持角色，同时加强与特教中心合作，开展融合教育通识培训，从根本上解决学校“不敢收、不会教”的能力焦虑。同时，要完善融合教育支持体系，建立系统化的在校支持与危机干预机制，重点保障教学秩序与校园安全，通过科学的行为引导和应急预案，切实维护所有学生的共同权益。

三是实现就业出口精准对接。在现有残疾人职业教育与支持性就业的基础上，学校与残联要主动联合企业，积极开发、定制适合心智障碍者特点的岗位，开展“订单式”定向培养，并建立“实习—培训—就业”一体化支持路径，实现从毕业到就业的系统性过渡。 四是健全多元责任机制。有关部门需为学校提供持续的政策保障和技术支持，成为融合教育的坚实后盾；企业也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认识到多元化员工的潜在创新价值和团队增益；家庭也应配合学校，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持续监督，共同促进学生的社会适应和能力发展。

“自闭症学生报到遭劝退”这一个案，或许会随着家校双方达成共识而暂时落幕，但构建支持特殊群体受教育的生态需要久久为功。说到底，职业教育的初心是“让孩子有一技之长，能靠双手立足”。求学困难的特殊学生理应得到更多照顾而不是拒绝。学校担心现阶段没有能力招收、培养自闭症学生可以理解，但不代表就可以形成制度惰性、止步不前。当我们不再把“特殊”等同于“风险”，而是让“支持”成为“基本配置”，这些“星星的孩子”将为社会孕育更多可能。（作者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