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冯亚仁 本报记者 陈子帅 本报特约记者 李 静

编者的话：近期出炉的一份美国教育评估报告显示，该国高中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创下了20年来的新低。《华尔街日报》将此称为“美国基础教育的又一场灾难”。8月所做的一项民调还显示，只有2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该国的基础教育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作为教育强国，美国的基础教育为何频遭诟病？它又为何仍能撑起美国顶尖的高等教育？媒体和学者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进行了广泛探讨。

“教育危机”VS“正常水平”

家住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莱特快要从一家连锁药店退休了，但她的阅读能力只与14岁孩子的水平相当，而这还是参加了两年“扫盲活动”之后的结果。“我必须学习拼写，数学课目前还没开始补，但我正在一步一步地努力。”莱特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这样说。

莱特离开学校已经50年了，而有数据显示，与她有着相同境遇的美国人比例还在上升。据《今日美国报》等媒体报道，9月出炉的美国全国教育进步评估（NAEP）报告显示，该国12年级学生（高三学生——编者注）的阅读和数学成绩创下了20年来的新低。英国《每日电讯报》称，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今年发布的分数显示，该国13岁学生的阅读能力在2024年进一步下降，创下1994年以来的新低。

不仅是孩子，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PIAAC）报告显示，2023年，28%的美国成年人的阅读能力处于或低于最低水平，这一比例高于2017年的19%。根据PIAAC的数据，目前约34%的美国人在计算技能上得分最低，而32%的人在解决问题方面得分最低。这两个数字都高于经合组织发达国家25%和29%的平均水平。

“我的学生现在都高中毕业了，还没有能力阅读一篇25页的文章。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美国凯斯西储大学人文学科教授萨尔马对《纽约时报》这样说。在美国一些四年制大学，不少教授抱怨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不足。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长期以来，许多共和党政客都认为美国的公立学校辜负了学生和国家的期望。同时，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一些民主党人和无党派观察人士也对美国的教育状况感到担忧。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伊曼纽尔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称，美国没有充分关注真正的危机，即美国孩子未能达到阅读、写作和算术的基本水平。

部分美国媒体和智库认为，该国正在遭遇“教育危机”。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今年8月所做调查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对该国的K-12教育（美国基础教育，其中“K”为英语“幼儿园”一词kindergarten的首字母，“12”指的是12年级——编者注）质量感到满意，这一比例创历史新低。只有26%的人认为K-12教育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此外，大多数人认为，学校没有为学生升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做好准备。

不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贝肯表示，美国并未遭遇教育危机，一些悲观论调过于极端。他发文称，按照国际标准，美国学生的学业属于正常水平。在经合组织2022年进行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美国学生的得分与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学生不相上下。在2018年的PISA和其他国际测试中，美国学生的得分也与其他西方国家持平。最近NAEP报告结果虽然令人失望，但从长期来看，美国学生的成绩处于上升趋势。贝肯表示，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9岁和13岁的学生长期参加NAEP考试。2022年，9岁学生的数学平均分为234分，而上世纪70年代初，这一成绩为219分。从族裔来看，美国非裔学生的平均数学成绩从192分上升到212分，拉美裔学生从203分增加到223分，白人学生从224分增加到244分。此外，他们的阅读成绩也有所提高。

“更深层的结构性与社会性问题”

“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也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知名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埃伯施塔特此前发文称，冷战期间，美国是无可争辩的教育超级大国，当时美国人是全球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之一，“但那个时代已成为历史”。

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基础教育水平的滑坡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已经开始。根据这些媒体的报道，在过去三四十年里，美国基础教育质量的急转直下出现在2013年。《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称，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3年，美国基础教育水平不断提升。1990年，48%的美国八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低于基本水平，但到2013年，这一比例降至26%。同一时期，美国最弱势学生的分数提升得最多，例如非裔学生数学成绩低于基本水平的比例从78%下降到48%。然而，2013年以后，美国学生的成绩一直在下降。成绩最好的学生分数只是停滞不前，而来自弱势家庭学生的分数不断降低。这导致他们之间成绩的鸿沟越拉越大，拥有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问责制的取消被认为是美国小学以及中学生成绩下降的罪魁祸首。据美媒分析，2002年，小布什政府通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在阅读和数学方面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年度标准化测试项目。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各州被敦促采用“州共同核心课程标准”，旨在明确各年级学生应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在该标准发布后，学校被要求布置更多难度较大的作业。上述法案和标准都旨在让学校和教师对学生学业水平负责。这一时期，学校可以被贴上“失败”的标签，评分低的教师甚至可能失去终身教职。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方法奏效了，很多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提高了，尤其是表现最差的学生。

然而，将对学校、教师的奖惩与学生成绩挂钩，导致很多学校课程设置都以备考为中心，学生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探索时间被压缩，这在美国左派和右派中都引发了强烈的反对。民主党人中的进步派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问责制，一些左派家长也拒绝对学生进行标准化考试。与此同时，共和党人反对美国联邦政府过多干涉地方教育，而右派家长对联邦政府颁布的地方教育强制令有着强烈的抵制情绪。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2015年签署了《每个学生成功法案》，放松了教育议程。该法案生效后，大多数民主党州淡化了问责制。“美国教育作家戴利所说的‘教育萧条’（从这时）已经开始。”《纽约时报》这样写道。

《每个学生成功法案》颁布之后，共和党人就开始推动注重父母权利的教育自由市场愿景。在这个愿景中，地方政府尽可能多地将税收用于帮助父母支付私立学校学费、家庭教育支出以及线上教育。同一时期，民主党人先是支持建立更多的公立特许学校。到了拜登政府时期，民主党人又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教师工资和改善学校硬件设施上。《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观察发现，两党关于该国基础教育的争论本质上是在“谁来为孩子的未来负责”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共和党支持教育市场化，而民主党看重教育的公共性与普惠性；共和党强调家长的选择权，民主党则认为应该实现系统性公平。

有分析认为，师资紧缺与岗位错配、智能手机的普及等都是造成近年来美国基础教育水平降低的原因。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聪悦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基础教育长期滑坡现象反映了该国存在更深层的结构性与社会性问题。

“首先，这是社会不平等在教育领域的体现。美国基础教育主要依靠地方地产税筹资，造成富裕社区与贫困社区之间存在巨大的资源差距。城市与乡村、白人社区与少数族裔社区学校的师资、课程与设施差距显著，这种‘居住隔离—教育不平等—社会再生产’的链条，使教育失去了公平与流动性。其次，这反映了美国教育理念的碎片化与政治化。美国教育长期被‘地方自治’主导，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各州、各学区的教育内容差异极大。近年来，‘文化战争’使教育成为意识形态战场——围绕性别、种族等议题的斗争让学校工作重点从教学转向政治表态。教师因此面临政治压力与课程干预，教学质量下降，专业吸引力减弱。”王聪悦说。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显现？

对于美国基础教育水平降低可能带来的影响，一些媒体和业内人士多次发出警告。“在人才培养方面，美国是‘温水煮青蛙’的例子。”卢米纳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梅里索蒂斯对《纽约时报》这样说。该基金会的业务侧重于高等教育和劳动力证书。

美国基础教育下滑对大学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显现。在两年制的得州州立技术学院，学生在完成大学课程的同时，越来越多地需要上基础数学课，为从事焊接、产品制造等工作做好准备。

“曾经的世界教育超级大国美国的全球排名正在下滑。这种下滑对生产力、经济增长和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英国《每日电讯报》这样写道。埃伯施塔特也认为，美国教育危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不过，有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优势使其经济和科技竞争力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盖洛普公司今年7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对高等教育有“很大”或“相当大”信心的美国人比例从去年的36%上升到今年的42%，这是该比例10年来首次出现上升。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在2024年跌至历史低点。

王聪悦表示，美国确实存在教育结构的二元分化现象：一方面，基础教育水平相对平庸；另一方面，大学和科研体系长期引领世界。“这一矛盾并非偶然，而是美国教育制度与社会结构互动的结果。”王聪悦称，美国基础教育更多承担的是“社会管理与文化认同”的功能，目标是培养合格公民，但会在高中至大学阶段通过标准化测试等手段筛选出顶尖人才。这种漏斗式结构意味着，基础教育的平均质量不影响高端人才的“再生产”。同时，高等教育的运行逻辑仍保持由市场驱动，直接与科技创新、国家竞争力和资本积累挂钩，和基础教育基本割裂。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教育优势部分来自国际人才的流入，而非本土基础教育的充分供给。这种“低基础—高顶端”的教育结构，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阶层分化逻辑：精英体系仍能继续繁荣，但公共教育的衰落正在削弱社会整体的公平与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