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量思维和算法逻辑的助推下，越来越多的擦边视频正在“误伤”孩子。

来源 | 中国教师报

本报记者 | 万景达

本应是欢快的儿歌，却跳转到低俗擦边直播，这是最近许多家长打开儿童启蒙领域知名品牌“宝宝巴士”旗下一款App时面临的尴尬。

这并非个例，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雪峰小学教师侯春蓉告诉记者，她曾在课堂上让学生用“丝”字组词，一个孩子脱口而出“黑丝”。课后孩子告诉她是“网上看到的，觉得好玩有意思”，意识到不对的侯春蓉找到孩子的家长，家长竟说“娃儿要耍，管不到，我自己也在看”。

山东聊城某中学班主任小谢告诉记者，擦边视频已在孩子生活中越来越多，很多“下三路”的语言和动作让她不知所措，自己还要到网上专门搜索相关视频才能理解。

在流量思维和算法逻辑的助推下，越来越多的擦边视频正在“误伤”孩子。

何为“擦边”

擦边视频让不少教师和家长感到忧虑，但关于何为“擦边”的基础问题总是模糊不清。

“‘擦边’是网络用语，并不规范。”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燕玲告诉记者，“擦边”与性相关联，但不需要达到“淫秽”的程度。“《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简称《规定》）第七条所指的‘性暗示、性挑逗等易使人产生性联想’的事物或信息符合一般人理解的‘擦边’。同时，其中的‘低俗、庸俗、媚俗’也完全可以纳入‘擦边’的范围。”此外，她强调未成年人有特殊保护的必要性，可能引起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道德行为、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等的信息也可以说是“擦边”。

如果传播的视频符合“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视频文件”的标准，就可能被认定为“淫秽物品”或“淫秽信息”，“这就属于严重违法，甚至达到犯罪的标准（如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王燕玲说。

由谁来判断视频是否属于“擦边”？王燕玲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判断责任由网络服务提供者、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共同履行。其中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是“擦边”的认定主体，应该主动防范和抵制。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及司法机关是认定“擦边视频”违法性的权威主体。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祁雪晶表示，公众可以对所认为的擦边视频进行举报和监督。此外，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等行业组织也会设立自律组织，制定内容审核标准细则，指导会员单位建立健全服务规范。

“‘擦边内容’的界定绝非单一主体所能完成。”人民德育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吴迪建议，应由网信部门牵头，联合德育专家、儿童心理学者等制定细化标准，将“低俗暗示”“畸形审美”等内容明确入册，同时畅通家长、教师举报渠道，形成“专业判定+公众监督”的合力。

擦伤童年

阳光之下，擦边视频正在“擦伤”孩子的童年。

“这类视频传达出的不良价值观可能会误导未成年人，影响他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祁雪晶表示，未成年人可能会模仿擦边视频中的不当动作或语言，导致不良习惯的养成。此外，接触到擦边视频可能会使未成年人产生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对其心理健康造成伤害。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王增利认为，过早接触成人化、性暗示的内容，会对孩子的性心理发展造成困扰，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有教师告诉记者，一些孩子还会冒用家长身份观看擦边直播并打赏，部分家庭经济损失达数万甚至几十万元。

事实上，我国对未成年人网络环境实行更高标准、更严尺度的监管制度，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然而，现实中擦边视频仍在未成年人中不断传播，存在“破窗效应”。

擦边视频为何总是屡禁不止？“如今的算法推荐机制助长‘流量至上’。”王燕玲表示，当前部分平台为追求点击率与广告收益，采用“感官刺激优先”的推荐逻辑，带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擦边内容”更容易获得曝光权重。

虽然《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可以作为制作、传播擦边视频的危害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但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往往遇到损害后果难以量化、因果链条难以举证等困难，导致受害者维权困难。

“部分企业没有严格落实内容审核主体责任，对广告合作方的审核不够严格，导致擦边视频或广告得以传播。”在祁雪晶看来，当下网络内容海量且传播迅速，监管部门难以做到对所有内容进行实时、全面的监控，而一些擦边内容可能会通过隐蔽的方式进行传播，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吴迪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利益优先于德育责任”，当下许多违法企业用“事后整改”替代了“事前德育把关”，“法律与机制的生命力在于落实，必须明确企业‘德育审核’义务，将内容合规与德育导向纳入企业考核。”

“班里一些家长网络素养不高，自己都在看擦边视频，会对孩子形成不良示范。”小谢告诉记者，还有的家长甚至会主动将手机给孩子玩以求“清闲”，“手机成了‘电子保姆’，孩子直接暴露在不良信息的‘围堵’之下。”

远离擦边

保护儿童远离擦边视频，不能仅靠单一主体发力。北京实验学校（海淀）幼儿园园长史艳枫向记者表示，政府、互联网企业、家庭乃至教育工作者需要形成合力。

首要在于修复屏蔽擦边视频的“臭氧层”。王燕玲建议，主管部门要在已有法律基础上细化“软色情”等定义的认定标准，明确不同网络信息服务对象并分级管理，对儿童专属应用场景强制备案，要求平台定期公布算法推荐逻辑白皮书，接受社会监督。对多次发生类似问题的企业纳入信用惩戒名单。

容易被广告方“坑”的企业可以设立独立的内容安全委员会，直接向董事会汇报，确保审核决策不受商业利益干扰。此外，要完善公众通过网络举报平台投诉涉未成年人不良信息的机制，并建立有关侵犯未成年人案件的公益诉讼配套机制。

“企业和政府守好‘前门’，关键在于家长筑牢‘后院’。”在北京京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看来，在陪伴中家长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机会与孩子沟通，教会他们辨别不良信息，建立起内在的防火墙。“这比单纯的技术拦截更有效，因为它能培养孩子的媒介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

祁雪晶则建议建设家校社联动平台，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提供全方位协同支持。一方面平台可联动网信、公安等部门，实时同步更新网络不良信息动态、新型网络诈骗手段等预警内容，另一方面家长、教师也可通过平台反馈学生接触不良信息的情况，形成“发现—上报—处置”的快速响应机制。此外，平台可以整合优质网络素养教育资源，供学校开展课堂教学和家长自主学习，邀请心理专家、律师等专业人士提供心理疏导、法律建议等个性化服务。

“唯有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理念贯穿产品设计、内容审核与社会治理全过程，方能真正构筑清朗健康的网络成长空间。”王燕玲说。

《中国教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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