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韩国、德国特约记者 黎枳银 青木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杨逸】编者的话：11月13日，韩国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大学修学能力考试（即高考），全国逾55万人参加。据韩媒日前报道，今年招生季，韩国6所名校已经开始拒绝接收有校园霸凌记录的申请者，另有10所师范院校明年也将采取这一做法。韩国高校的行动让校园霸凌问题再次受到关注。为了应对这一世界级难题，各国在多个层面采取了措施，包括制定严格法律、在学校和社会层面采取支持被霸凌者的措施等，而各类举措成效各异。

一名马来西亚人的悔恨：上学时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每当杰瑞回想起他在马来西亚沙巴州首府哥打基纳巴卢度过的学生时代时，他就会感到深深的内疚。据香港《南华早报》今年9月报道，20多年前，12岁的杰瑞曾折磨过班里一个“安静的、笨拙的男孩”。这个孩子坐在教室的后面，杰瑞和几个朋友会以偷他的鞋子、扯下他的裤子或偶尔打他一顿为乐。“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当时我并没有想太多。”杰瑞表示，自己很悔恨当时的所作所为，“只有当我为人父母时，才真正明白了这一点”。

在杰瑞欺负那个男孩之前，马来西亚的校园霸凌问题已经出现，而现在依旧在持续。今年7月，哥打基纳巴卢13岁的女孩扎拉从寄宿学校的3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5名青少年被控霸凌扎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表明，校园霸凌是马来西亚儿童最大的恐惧之一。202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8.6%的马来西亚儿童在调查进行前的一个月被霸凌过。马来西亚教育部的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该国报告的校园霸凌事件超过7600例，高于前一年的6500多例。据信，真实数字要比7600例高得多。

“在世界范围内，校园暴力和霸凌都是严重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发布的《数字背后：结束校园暴力和霸凌》研究报告显示，在所调研的144个国家和地区中，32%的学生在调查开始前一个月被欺负过一次。在许多地区，身体霸凌是最常见的霸凌类型，但在北美和欧洲，心理霸凌最为常见。

据韩国《京乡新闻》报道，韩国教育部今年9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全韩小学四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学生中，有2.5%的人表示曾遭受校园暴力，较上一年（2.1%）有所上升。小学阶段问题尤为突出，每100名学生中就有5人报告曾被霸凌或殴打。日本NHK电视台10月30日称，该国文部科学省近期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2024财年共报告近77万起校园霸凌事件，比上一财年增加了约3.6万起。德国《奥格斯堡汇报》11月7日援引该国援助组织Aktion Mensch的一项调查称，德国近半数青少年（46%）受到霸凌的影响。残疾青少年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75%的人表示曾遭受霸凌。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年10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该国6岁至18岁青少年中，近四成的人曾遭受校园霸凌或网络骚扰。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此前报道，有研究表明，童年被霸凌经历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十年，被霸凌者更容易患上精神和身体疾病，包括焦虑、抑郁和偏执思维加剧。《哈佛精神病学评论》此前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小时候被欺负过的女性成年后患恐慌症的可能性要比普通人高出27倍。在男性中，因童年时期遭受霸凌导致出现自杀想法和行为的概率比普通人高出18倍。

韩国分级处罚，阿联酋罚款与监禁并行

一些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反霸凌法律，其中就包括韩国。根据韩国《学校暴力预防及对策法》及其施行令，韩国教育部自2016年9月1日起正式实行校园暴力加害学生处分分级制度，将惩处划分为1级至9级，并由各地教育厅下属的学校暴力对策审议委员会依据细则进行裁定。校园暴力案件一经举报，将由学校暴力对策审议委员会介入调查，并根据行为的严重性、持续性、故意性、反省态度及与受害者的和解程度等要素综合评分，决定处分等级。霸凌者面临的处分从轻到重依次为：1级书面道歉；2级禁止接触、威胁或报复；3级校内服务；4级社会服务；5级参加特别教育或心理治疗；6级停课；7级转班；8级强制转学；9级开除（仅限高中生）。

在韩国，因为校园霸凌而受到的处分生效后，将被记入霸凌者的生活档案。根据修订规定，4至7级处分记录在毕业后保存2至4年，8级保存4年，9级记录永久保留。韩国教育部今年进一步强化了管理，要求从2026年开始，所有大学在招生时必须将考生校园暴力记录纳入考量。多所高校已明确表示，如申请者存在校园暴力处分，将直接判定为“不合格”。据韩国《中央日报》日前报道，今年招生季，韩国6所顶尖大学因为校园霸凌记录拒收了45人。京仁教育大学等10所师范院校宣布，将从明年起，无论情节轻重，有校园霸凌记录的申请者都将被直接取消录取资格。

阿联酋对校园暴力和霸凌的处罚也较重。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今年10月报道称，根据该国法律，学校需要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任命一名儿童保护协调员，并通过内政部和教育部运营的紧急热线实施明确的报告机制。阿联酋对校园暴力和霸凌的处罚包括巨额罚款、监禁，或两者并处。根据阿联酋网络犯罪法，网络霸凌者最高可面临50万迪拉姆（1迪拉姆约合1.93元人民币）的罚款以及两年监禁。教育机构内出现霸凌行为，机构最高可被罚款100万迪拉姆，学校可能被停课。

“将纪律性措施、心理咨询、恢复性行动结合起来”

虽然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应对校园霸凌的法律和措施，但一些惩罚性措施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国会教育委员会的资料显示，全韩中小学校园暴力案件从2020年的2.59万起增至2024年的5.85万起，被提交学校暴力对策审议委员会处理的严重案件从8357起激增至2.78万起。韩国教育界人士指出，尽管政府通过大学入学惩罚和延长霸凌记录保存等手段加大打击力度，但校园暴力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呈上升态势，这表明惩罚导向政策未能触及问题根源。

韩国忠清南道牙山市李舜臣高中的教师曹斗严在接受《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采访时表示，防治校园暴力和霸凌的关键不在于单纯强化惩戒，而在于让学校重新成为培养尊重与同理心的场所。他指出，只有当学校、家庭与社会形成共同的监督与关怀机制，惩处制度才能真正转化为防止暴力、重建信任的机制。曹斗严强调，应进一步强化同伴干预与校园共同体教育，引导目击学生及时报告并支持受害者，让学生互助成为制止暴力、修复关系的关键环节。

首尔市一所小学的新生家长尹智允认为，韩国社会长期存在以惩罚替代教育的倾向，很多孩子因为担心说错一句话就被举报，在课堂上变得更加沉默。她表示，应从早期情绪管理与沟通教育入手，让学生学会在冲突中表达与调解，而非仅依靠处分来划分对错。

新加坡亦面临类似困境。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网站报道，研究人员指出了发生校园霸凌的几个原因，包括霸凌者可能会模仿在家里或同伴中观察到的攻击行为；霸凌者往往与父母关系不好，这使得他们在遇到问题时不愿寻求帮助；他们可能缺乏同理心，认识不到或不在意其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影响。

在上述情况下，留校察看可以提供短暂的威慑，但往往不能解决导致霸凌的根本问题。停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一些学生来说，停学可能被视为一种“奖励”，让他们暂时离开学校，而不是为其行为承担后果。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霸凌，需要采取一种更全面的办法，将传统的纪律性措施与心理咨询以及恢复性行动结合起来。心理咨询可以找到导致霸凌的原因，帮助霸凌者了解他们行为的影响，培养同理心，并学习如何更好地与同龄人互动。恢复性行动，例如在霸凌者和受害者之间进行调解对话，可以促进问责制和治愈。

在丹麦，孩子从小就要学会如何对待别人

据BBC报道，“奥维斯校园霸凌防治计划”受到广泛赞誉。这是由已故的挪威心理学家奥维斯所创，他领导了许多关于儿童受害的早期学术研究。该计划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霸凌之所以出现，往往是因为更广泛的文化容忍侵害行为的发生，因此它试图解决整个学校的生态系统问题，使不良行为不再泛滥。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克莱姆森大学发展心理学教授林伯介绍说，根据“奥维斯校园霸凌防治计划”，学校里的每个成年人都需要接受关于霸凌的基本培训，包括食堂工作人员、校车司机等。成年人必须作为正面榜样，对任何形式的伤害行为都要表现出零容忍的态度。他们还应该找到学校里最有可能发生霸凌行为的地方，并定期对这些地方进行巡查和监督。在课堂层面，孩子们需要自己举行讨论会，探讨霸凌的本质，以及他们能如何帮助那些受到伤害的学生。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反霸凌信息根植于学校的文化中。

丹麦是欧洲校园霸凌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欧洲新闻网此前对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斯卢瑟霍尔门小学进行探访，研究丹麦学校是如何预防和应对霸凌的。据报道，冥想和拥抱是该校学生早上到校后的“例行公事”，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会如何对待别人。该校老师易卜生称，学校会让孩子在不同类型的小组中合作，学习沟通技巧以及如何在一些事情上妥协。在斯卢瑟霍尔门小学上学的宾格斯坦说：“每个人都充分尊重彼此。如果你被欺负，你的朋友会阻止欺负你的人，并给老师打电话。”

沙赫马尔万德是一名家长，也是斯卢瑟霍尔门小学校董事会的成员。她表示，参加董事会能使家长参与学校项目决策，这在防止霸凌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看到自家孩子情绪不好，就要认真对待，找出问题所在。父母应该和孩子交谈，找到让他们变得更坚强的方法，这样他们就能学会如何应对逆境。”她这样说道。

除了法律手段和学校教育外，德国、日本等国还开通了应对霸凌问题的热线电话。德国就有4000多名志愿者通过热线电话为被霸凌者提供咨询。日本学生也可以拨打相关热线电话投诉校园霸凌问题，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咨询机关之后会对相关事件进行调查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