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是指地下出土的有价值或与某学科相关的古代文字材料，这里主要指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献等战国以前的文字材料。相较于传世文献，它具有时代明确、内容丰富、未经后世改篡等特质，同时还有很多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籍，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和语料。基于出土文献的这些特点，学界很早就提出了“重写学术史”的观点。时至今日，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仍是人文学科迭代最快、成果最为丰硕、突破性最强的方向之一，有力推动了中国古典学等学科的发展。

出土文献兼具极高的文献学、文字学、史学价值和中华文明探源价值，对厘清汉字的源流脉络、形体结构与演变规律至关重要；同时，能够深度阐释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从文明基因层面探析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因此，如何正确考释古文字、释读出土文献成为基础且重要的工作。而重视材料存在的“大语境”，便是解决当下出土文献释读疑难问题的一个重要角度。

狭义语境是指语言存在的前言后语或上下文，广义语境还包括表达思想时的社会环境、物质条件、逻辑基础等。出土文献的载体形态、纹饰、功能分区、文例等属于广义语境，可称之为“大语境”，这些“大语境”会对文字、文本及其内容产生影响。笔者下面逐一论证，以阐明它对出土文献文本形式及释读的影响和重要性。

载体特殊性影响着文本的呈现形式。青铜器铭文中常见“某某作宝”“某某作尊”等文例，实际上是“作宝（或尊）鼎（或簋、鬲、甗等）”之省略，因文在器上，就可在行文中将所作之器的名称省掉。这并不影响文意的表达，因为所省的词就是其所在的器，读者在阅读“某某作宝”时，自然而然就能将眼前看到的器物的名字连带着补读出来，而不至于产生误解，这可算是广义的“语境”省。此外，青铜器铭文中还存在“缺漏”等情况，即在文字由蓝本转录到模范上或在浇注铜液时，文字产生遗漏或字模被冲掉，出现在成器上无文字的现象。字模被冲掉即会在原有的位置上出现残画或空位，学者尚易判断出该处有缺字，但在转录过程中既出现夺字，铸出的铭文又没有空缺，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就容易让读者产生不合语法的误解。这些背景都是需要注意的。

器物对文字结构产生影响，学界已有一定认识。陈英杰先生在《青铜盘自名考释三则》中讨论了几个比较特殊的“盘”字自名用字，如叔多父盘中的“攴”和苏公盘中的“鈙”，与常见的用“般”“盤”“鎜”等字形记录盘这种器物的字甚为不同。陈先生认为，它们是常见“盘”字的省写形式，并指出“如果仅有铭文而没有器形，文字将无法准确释读”，从而得出了以下认识：“青铜器器形构成文字形义释读的特定‘语境’”“这也提示我们，金文的研究一定要把器和铭结合起来进行探讨”“金文的研究绝不能仅仅限于铭的部分，应与器物以及器物的组合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再如“壶”字金文常见之形作（见图①）（长隹壶爵，西周早期，《集成》8816），若（见图②）（作旅壶，西周早期，《集成》9519），是象形字，字像带盖，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的修长壶形，字形上面的“大”或“人”形是壶盖的象形笔画；事从壶（西周早期，《集成》9530）之“壶”字作（见图③）形，与上举两个“壶”字最大的不同是在表示壶盖的“大”形笔画顶端多出了一个小墨块，将该器器影拿来一对照便知，这个多出来的小墨块实际上是壶盖的抓手。显然这个字的象形程度更高，在梳理字形演变序列时应将它放在上举两个字形之前才更客观。

同样，我们仍可以“壶”字为例来说明载体对文字结体的影响。尚壶（西周中期，《集成》9618）之“壶”作（见图④），除去下面的两只手形，剩余部分仍是“壶”之象形，但这个字的不同之处在于，字中间部位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斜点，结合着器形来看，它们就是壶的两个贯耳的记号化笔画，只有结合器物本身，才能够明白尚壶中这个字两个斜点的意义。

这种影响还发生在简牍上。从目前出土的战国竹简来看，竹简宽度普遍在5毫米左右，用现代眼光来看不可谓不窄。受此限制，汉字中很多本应横置的象形字，基本调整为竖置状，如“爿”（床）、“犬”（见图⑤）、“象”（见图⑥）等字，以迁就狭窄的载体；这也影响汉字的偏旁位置，如“鞍”作“鞌”，“群”作“羣”等，使汉字产生了一些异体；这同样也对汉字笔画的多少造成影响，一些左右有竖画的字省略掉了一侧或两侧的竖画，应是借用竹简的边沿为笔画而出现省略，如甲骨文中有一类特殊写法的“甲”字作（见图⑦），战国文字作（见图⑧），当属于这种情况，此外像“匶”（柩）、“葬”（甲骨文作（见图⑨），战国文字作（见图⑩））等也应该是受竹简形制影响而省略了竖画。

器物设计理念影响着出土文献的表现形式和释读的方法。青铜器这类兼具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载体，其形制、纹饰往往有比较强烈的设计理念，在对文字进行释读时要充分考虑是否符合整体设计。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戈、戟类兵器，其上的铭文有竖器（戈锋朝上或下为正）读的鲜明设计理念。有了这种认识，再来考查“臣”“目”等通过文字摆放方向来区别词的字时，就要注意了。文字学中，横“目”为“目”，竖“目”为“臣”，这是二字的区别，若罔顾青铜器的这种设计背景，就会将大量的“臣”字误释为“目”。同时，对于一些比较模糊的待释字，如果不了解这种设计背景，而将铭文摆放错了方向，将大大降低其考释的正确率。

此外，不少铭文掺杂在纹饰之中。这些围绕在铭文周围的纹饰是不可忽视的文字释读“语境”，常会对文字释读产生影响。楚屈叔沱戈（《集成》11393）是比较典型的将铭文置于纹饰中的例子，其上铸有20字铭文，分布于戈的胡部和正反两面的内（纳柄部位）上，记载了屈氏家族的相关人物和社会关系，文献价值、史学价值很高。但长期以来学界未注意到纹饰对铭文摆放方向的制约性和说明性，错将一些字颠倒着放，致使部分关键文字不能得到确释，语句不能畅读，淹没了其价值。仔细观察，该戈内部边沿装饰有连串的C形或反C形纹饰，内上铭文恰都置于这些C形纹饰内，通过其中可识的文字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即文字的朝向都与C形纹饰的开口方向保持一致，如此我们就可以把待考释的字的正确摆放方向确定下来，这要比将文字放颠倒了再去考释科学得多。

功能分区规约着文本内容。这主要体现在甲骨文中。1944年胡厚宣先生发表《武丁时五种纪事刻辞考》一文，揭示了甲桥刻辞、甲尾刻辞、背甲刻辞、骨臼刻辞、骨面刻辞等五种刻辞实属记事文字，而非卜辞。这证明了甲骨功能分区的存在，对甲骨文释读十分重要。龟甲的左右甲桥、甲首、甲尾，兽骨的臼部、扇部、柄部等往往对应固定的记录功能，这种功能与位置的对应关系，可帮助释读者快速判断刻辞的上下文逻辑，有助于提高释读正确率。

文例为出土文献释读提供了底层逻辑。文例是指文章的条例或范例，具有规范性和规律性的特点。甲骨文例研究主要关注卜辞在甲骨上的格式、行款、布局等，是几类材料中文例研究成果最系统、最丰富的一类，这源于甲骨形态及甲骨功能分区的特殊性。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光炜、董作宾、胡厚宣、张秉权等陆续对卜辞的分布、行款等作了深入探讨。目前这项工作做得越来越精细，仍有可喜的成果不断产出。甲骨文文例所研究的很多方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语境”。而金文、简帛文例的研究对象更多的是与文本本身直接相关的通例，相对而言它属于狭义语境，但仍对出土文献的释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注意。

出土文献载体、功能的独特性和书写符号的原始性决定了它所依存的“大语境”的重要性和不可忽略性，在考释古文字、解读出土文献、依据出土文献探索古代文明时，要充分重视这些“语言环境”，才能更好地得出客观的结论。

（作者：鞠焕文，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