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每年大学录取工作结束，直至新生报到之际，“县中学子”总会引发公众的关注与讨论。今年，被清华大学录取的河南平顶山女孩韩雅平，以一句“只有学好知识，才能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让无数人为之动容。这些在困境中“逆袭”的年轻人，让“知识改变命运”这一朴素信念变得具体而滚烫。而当聚光灯熄灭，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更持续地托举这些年轻人，让他们获得平视的目光和从容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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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开学季，总有一群年轻人拖着行李箱，从县中走进名校。他们曾是老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高考放榜那一刻，分数给了他们一张通往更大世界的入场券，这是无数个凌晨早读、堆积如山的试卷换来的战果。

然而，当行李箱的轮子碾过陌生的校园小径，这份荣光很快迎来考验。没有了教师的步步紧盯，他们要独自探索新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与大城市同龄人之间的差距也逐渐浮出水面。如何适应这种落差，在多元的评价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是许多从县中走出的年轻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昔日光环的阵痛

进入大学后，县中生首先面对的并不是知识难度的提升，而是学习方式的改变。多位受访者提到，高中阶段的学习几乎都围绕应试展开。紧凑的课程安排、统一的教学进度、日复一日的刷题训练，让他们习惯了沿着既定轨道向前奔跑。相比之下，大学课堂更强调自主学习、课堂展示、小组合作等，这些过去较少接触的形式，成为他们进入大学后需要补上的一课。

比学习模式骤变更让人手足无措的，是和其他人在“起跑线”上的差距。重庆大学学生张月禹彤回忆，高中英语教学几乎完全围绕考试展开。“我们高中的英语培养更多是以成绩为导向，不会特别在乎你会不会用英语流利地沟通，发音标不标准，能不能听懂。”她说，高中课堂一半时间都在背单词、听写和讲试卷，这样的模式虽然能够有效提高分数，却很难真正培养语言运用能力。

评价体系的重构，将这种落差感进一步放大。在原有的坐标系里，成绩是唯一且清晰的标尺，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获。但在大学多元的评价标准下，投入与产出未必总成正比。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邱志贤说：“初高中唯一的评价体系就是成绩，到大学突然面对那么庞杂的评价体系，很难接受。”多名受访者表示，当名为“分数”的单一支柱断裂，他们的自我也更容易在陌生环境里摇摆。

独自探索的迷茫

如果说学业上的落差能被一张成绩单直观地照出来，那么社交和生活层面的差距则要隐蔽得多。在县中，同窗关系建立在共同的作息、固定的座位与一致的奋斗目标之上，几乎不需要主动经营。走出这层封闭又紧密的关系网，大学开放式的社交场域让不少县中生一时无所适从。

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王鑫纯还记得刚抵达北京的那个下午，她独自一人往宿舍走，导航却把她带去了另一个校区，“那一瞬间就是边走边哭”。与此同时，她也发现自己与室友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落差，室友里至少有两个人是从同一所高中一起考来的好友，而自己“真的是一个人在这里”。好在开学后不久，几名高中同学相约在校园附近吃了一顿火锅，这顿饭让她第一次感受到“来北京最幸福的时刻”。

社交场景转换的同时，生活的自主权也落在了他们自己手上。来自陕西安康的曾新淇每月生活费在2500元左右，刚入学时“每天就是吃吃喝喝”，很快便所剩无几；后来看到同学一顿饭能轻松花掉四五百元，她也慢慢摸索出自己的节奏，靠做家教赚取额外收入，“如果我想达到跟他们同样的生活标准，就靠自己多努力”。

比起日常生活的重新统筹，更让人手足无措的，是面对保研、考研、出国、实习这类多元选择时，家庭经验出现的“时差”。张月禹彤的父亲一直希望她报考选调生，母亲虽然支持她自己的决定，却也给不出更多具体建议，“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给到很多在此之外的助力”。直到大二，她陆续听了几位学长学姐分享的报考数据，才意识到考公“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容易”，原有的规划也随之松动。

没有前人经验的传承，也让他们在信息渠道上时常陷入被动。王鑫纯第一次选课时手忙脚乱，“我身边没有能够给我先前经验的人，需要全部靠自己摸索”。当然，大学内部的经验分享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曾新淇所在的考古学专业，题目与经验在学长学姐之间代代相传，她也把这份帮助转交给后来报考同一专业的学弟，让对方少走一些自己曾走过的弯路。

既往认知的重塑

受访者普遍认为，相比学业和社交上的短暂失衡，身份差异并非县中生大学生活中难以跨越的鸿沟。在长时间的共同学习和生活中，他们逐渐发现，真正决定人与人距离的并非成长环境，而是在新的场域中如何重新认识自己，也重新认识他人。

在互联网舆论场中，提起县中生，人们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套预设，仿佛他们面对大学多元开放的场域时，会显得格格不入、局促自卑。“社会或者是媒体，往往没有去看正向积极的一面，而是故意放大消极的一面，去满足他们心里的一种预设：‘你只是个做题家，出身已经决定了一切’。”中国人民大学大二学生莫子腾指出。

“虽然龙口和北京教育模式不同，半个学期之后，县中和素质教育高中的差别就不是特别大，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按大学模式生活了。”来自山东龙口的吴育彤回忆道。在新的校园环境中，每个人都需要重新适应。高中阶段不同的教育经历虽然影响着最初的适应节奏，却很难长期决定一个人的位置。

这并不意味着差异不存在，而是差异不再主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谈及人际交往，几位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出身”排除在主要影响因素之外。老家在浙江台州的沈悠阳认为，“如果单从地域看其实没有什么差别，跟同学相处更主要是看性格”。与她同修新闻专业的柳雨凡也提到：“不会有特别大的区别，更多还是看眼缘去相处，如果能跟我主动搭话，就能处得很好。”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陈子涵则表示：“舍友成分很复杂，来自哪里的都有，但相处得都挺好的。”

来自福建的陈奇认为：“最重要的是自己不要给自己设限，不要觉得出身小县城就怎么样。”陈子涵也提及：“我觉得还是需要正确认识自己，自信一点，自己能够做到自己该做的就好。”曾新淇表示：“我拿着比他们差的资源考上了跟他们同样的学校，那只能证明我很厉害。”

受访者普遍认为，不应将县中生视为高度同质化的群体。“不能因为他是从县中来的，就全部盖上一样的帽子，什么都觉得不合适了。”邱志贤表示。陈奇也提到，自己认识不少来自县中的学长学姐，他们同样能够在名校生活得很好、发展得很好，网络上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虽然存在一定现实基础，却不足以概括所有人的经历。

过去的成长环境塑造了他们的学习方式，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进入大学初期的适应过程，却不足以决定他们的人生轨迹。对他们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来自哪里，而是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自我和解的归途

走出相对封闭的县中，在多元价值观的碰撞中，他们也开始重新定位自我，并带着新的视野回看过往。

“初高中唯一的评价体系就是成绩，到大学突然面对那么庞杂的评价体系，很难适应。”邱志贤坦言。这种单一标准的消失，在前期带来了极大的落差感，但抛开“唯分数”的束缚后，他们也打开了理解世界的新窗口。在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相处过程中，他们开始接触到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

“到北京之后跟不同的人去接触，我会很震惊，因为接触到的价值观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王鑫纯回忆道。在这种冲击下，他们起初可能迷茫无措，但在看到不同人的生活方式与经历后，逐渐学会在多元环境中寻找内心的自洽。沈悠阳说，她已经学会了自我调节：“我现在反正学会了自洽，走走路、唱唱歌就自洽了。”

从内蒙古考入四川大学就读的马群则在分数之外的领域看见了自己的另一面。上大学后不希望荒废闲暇时间的马群，选择加入学院学生会的宣传部负责海报设计。“那是我人生中设计的第一张海报，就被采用了。当时我的满足感是前所未有的。”

对于自身的差距，他们展现出了一种务实而积极的接纳态度。清华大学学生张政表示：“我的起点就是够低，但我往上走，每一步其实都提高了。没必要去和已经很高的人去比，只要做好自己、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就可以了。”

马群过去一直以为焦虑是出身县城的自己才有的问题。“我以为室友都不迷茫了，有一天我室友说他也跟我一样，有时候晚上也睡不着觉。每个人都是有闪光点的，要去找到它，然后放大。”

县中的成长经历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但并非撕不下来的标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沈悠阳、陈子涵、陈奇为化名；本文系中国青年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全媒体传播实验工作坊共创作品）

姜茗欣 余达淋 赵丹 刘思彤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鑫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