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学者，多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任，于今之学者而言，承前启后的学术使命，亦是应有之义。《诗经》传统的悠久沉重，自不待言，当下研究的历史责任中，既包含着两千余年的经学传统，更融汇了“五四”以来的现代范式，当代语境下的传统延续、学术转型则是仍在延续的深刻议题。

经学与文学

《诗经》研究的新、旧判分，大抵以“五四”为界。漫长的经学传统于“五四”时期被重新估定价值，大有渊源的经学传统直面来势汹涌的科学思潮，《诗经》成为有价值的史料，进入现代分科体系下的文学视野。古老典籍与现代学科的遭遇涉及古今中西的学术对话。

熊十力曾言：“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做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论六经》）一代大儒的经学情怀于中可见，然文章中的时代语汇亦屡屡出现。其言“孔子于《诗经》，明明昌言革命”。又称“（兴观群怨）四义宏深，正是革命精神，却从诗教涵养得来”。对于《诗经》之定位，虽保持经学之视角，却也谈道：“《三百篇》皆来自民间，今所谓大众文学是也。”作为“大众文学”的基本定位与一般关怀已然冲淡了《三百篇》的经学意味。稍晚的顾颉刚更以“结束经学”为任务，此后的《诗经》被纳入文学史，有着归属明确的学科属性，在科学观念的系统整理下，成为样式整饬的文学知识板块。就《诗经》的知识接受而言，文学史居功至伟，无论是日后进入专业学习的学生，还是普通阅读的一般受众，对于《诗经》基本认知，多本于此。

此时期“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即是当时古代文学研究的先导；而那些“中国文学史”的读者，亦在日后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诗经》自不例外。对于《诗经》的专门研究遵循着语言、艺术、思想等“文学史命题”展开。随着研究深入，“文学史”框架下的《诗经》命题多已成熟完备，论著颇丰，研治者不免有“话已说尽”的感觉，颇有“研究做完”的困惑，回视百年的学科反思应运而生，从观念到模式的西化影响则是最为集中的审视话题。中国学术如何走出西方范式，成为当代学者的积极探索、勇于担当的自我使命。落足于《诗经》，最鲜明的体现则是经学传统的逐渐回归。《诗》之为经，本是无法割舍的传统；《诗》之为诗，则系与之俱生的天性，对此原态的双重认可成为《诗经》研究之中国模式的逻辑起点，视野的转换造就了史料的丰富，语境的还原贴近了历史的真相，传统的续接凸显了思想的深邃，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信亦于中逐渐凸显。

文献与方法

一般而言，《诗经》研究的重要元素有二：一是文献史料，二是研究方法。前者重在“做什么”，后者强调“怎么做”，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手段。《诗经》文献史料主要包括历代《诗经》著述，及一些近人著述，宽泛一点，还应包括经学著述之外的《诗经》资料，诸如在笔记、诗话、别集等文献出现的相关资料。以古籍影印而言，四库系列、丛书集成、清经解等大型图书的出版无疑为史料的获取提供了相当的便利，作为专书影印的尚有《诗经要籍集成》，涉及《诗经》著述百余种。此外，尚有《诗切》《诗毛氏传疏》等数种，称引最繁，最具影响者则为阮刻《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正义》。古籍文献的影印储备，基本保持了《诗经》著述的原始面貌，更使得大量深藏散见的历史文献成为普通学者可以触碰观览的研究资料，甚有益于学界。存世古籍是《诗经》研究的基本原点，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阐释则是学术递进的必须台阶，其中，关于古籍的点校、整理是普通而重要的一环。史料为学术之本，古籍整理作为研读史料的基础工作，虽系看不见的功夫，却是学术走向纵深所不应忽略的有力支持。然而，关于《诗经》古籍的整理，虽未中断，却兴趣有限。

古人句读，意在读书之方便、理解之准确。“五四”以来，借助新式标点的古籍整理，一面以传承古典为念，一面以今人接受为便。顾颉刚曾整理王柏《诗疑》、郑樵《诗辨妄》等，得风气之先。“丛书集成”中排印的部分《诗经》著述算是较早的整理成果，然数量有限。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条件所限，仅《诗集传》《诗经通论》《诗广传》等得以点校出版。八十年代，大为改观，各种丛书、全集逐渐出版，其中涉及《诗经》者，如十三经清人注疏丛书、《清诗话续编》、山左名贤遗书、安徽古籍丛书等。再如朱熹、吕祖谦、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焦循、康有为、廖平等人的全集中亦收录相关《诗经》著作。此外，独立出版的《诗经》文献不过《诗经原始》《韩诗外传》寥寥数部，学界的兴趣态度可见一斑。

与文献之“冷”相为对照的是方法之“热”。与古籍文献的传统属性不同，对于方法的强调被视为现代学术的重要标识。从“五四”学者对科学方法的热衷到时下研究方法的层出不穷，对各类方法的追随在相当程度上指引着现代学术的发展路向。走出经学的《诗经》，不仅以民族文学之源的姿态进入与后世文学及世界文学的比较观照，更以先秦文化史料的样貌进入礼乐传统和民风习俗的社会分析。毫无疑问，新方法的引入，于传统经学外“开辟门户”，涉猎之广，远愈前代；视角之新，超迈古人。现代《诗经》研究，于新方法得益最多，创获尤多，各种“新解”“新论”“新说”层出不穷，论者多能发前人所未见，令人耳目一新。尽管归根结底来说，现代方法与传统典籍并不能十分适应，但方法的“趋新”仍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范式的影响下，成为《诗经》研究在现代的标志性特征。

成绩与困境

《诗经》研究的现代成绩自是煌煌，从经学到文学，从旧文献到新方法，从普及鉴赏到专门研究，从学术机构的成立到大小课题的设计，诸般种种，几乎涵盖所有关涉《诗经》的可能领域，全面展开的学术探索，既有旧学传承，亦有新知融汇，不同层面的学理交汇，不同角度的观念冲突，不同形式的成果体现，成为现代《诗经》学的最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诗经》诠释的现代化，秉承现代科学精神，日趋严密的逻辑论证，视角多元的研究取向使之全面展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在横向研究上取得了成功，而学科建设的理性和眼光则从梯队培养、机构设置、资料准备、学术史整理等方面加深了《诗经》诠释的纵向深度。二者相互促进，推动了《诗经》诠释的全面发展，成绩斐然。

现代《诗经》诠释全面开花，与之相应的则是成果数字的惊人增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缓步增长，再到改革开放后的逐步繁荣，乃至21世纪以后的庞大成果量。以《诗经》研究而言，在1978年至2000年间，共发表论文约4300余篇，短短23年，还不及百年《诗》学的四分之一，而研究成果已达总数的79%。进入21世纪后的论文数字，更是一路飙升。数字的增加，自是学术繁荣的象征，然而，超量的数据却没有带来学术创新的大发展。“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古训于数字的激增中渐行渐远，功利指向下的精神流失成为学术前行的最大困扰。

当代《诗经》论著的数量令人瞠目结舌，隐于其后的重要原因正是学术功利化、考核数据化、评估表面化。如此学术生态下的《诗经》研究不免功利，将“我注六经”的随意游谈发挥至极。“年均八百篇”的作者群已然超过读者的数量，近百种的《诗经》注释有多半是无人问津的，而文献扎实，功底深厚的上乘之作却淹没于庞大数字，不得不面对“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庞大数据的制造者们，不仅是当下学术的读者与接收者，更是未来学术的作者与传承者，最是令人深思。

皓首穷经，原无贬义，乃是褒词。以经学古籍浩瀚典奥，须有相当时间精力的专心投入，方冀有成。最初的轻视来自科举之下的功利心态，所谓“皓首穷经，方谐一第”，一个“方”字道出了投入产出的不成比例，“穷经”遂为人所轻。“著书都为稻粱谋”，功利导向下的捷径选择，自古已然，不可完全归咎今人。所需留意的是，现代科技对于捷径的推波助澜。电脑、互联网、信息技术等，已然从便利工具成为生活必须。随着电子文献与搜索技术的飞速发展，“穷经”无须“皓首”，不过键盘弹指之间。方便快捷，自不待言，更造就了数字的激增。搜来的材料终非读书所得，比比皆是的研究成果与萧条暗淡的《诗经》文献，其间微尚可知。“束书不观”，最是古人抨击所在，而今却成为科技捷径下的普遍形态。当流于表面的数字进步日渐成为学术发展的新标识，外部工具取代内在阅读的时代潮流已然成形，敢不发人深省。

经学传统与文学学科，文献研读与科学方法，技术手段与读书精神，涉及古今转换、中西汇通、内外交融的诸多命题，自须调适面对，甄别处理；于《诗经》研究的当下责任而言，须时时提醒的初心所在，则是“学以为己”的古人训告与“更爱真理”的知性反思。

（作者：贾娟娟，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