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浙江余姚的郑洋村，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小时候，家里生活十分清苦。父母总会说，不好好读书，以后就要“摸六棵”（宁波话，种田的意思）。

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基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村里不知怎么弄到一本《中国青年》，我们这些读了高中、识些字的人就传来传去读，一个月下来，杂志都翻烂了。

农村生活对我影响实在太大了。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我的研究成果要让包括农民在内的人都能懂。

1981年，我考上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到了大学校园，我发现图书馆里居然有这么多书，真是看不过来，可以在知识的王国里尽情遨游、涵泳沉潜。

后来，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吉尔平（Robert Gilpin）教授的第一堂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写作过程中要少用GRE（留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词汇，因为很生僻，如果过度使用，说明你们对问题考虑得还不是很清楚。

事实确实如此。西方的大家名家写的文章，对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来说很友好，不用怎么查字典就能读下来；反倒是学问不深的人写的文章，要捧着字典查，读起来很费劲。

这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把一件事情想通了、弄懂了，就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理论其实并不高深，说出来要让大家恍然大悟、豁然开朗，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想不通就会用各种模型来表达。从这个角度说，学问越深的人，语言越容易懂。

我觉得，学者跟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病人看病。当医生没法给病人看好病的时候，应当反思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是不是有待拓展。同样道理，当理论与实践不符合的时候，学者应当反思自己的知识储备是不是不够了、知识更新速度是不是慢了，而不是简单甚至傲慢地说“实践错了”。

观察实践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搞社会调研，弄清楚实践逻辑，再去构建理论，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更容易被理解。有人说我写的东西“土”，可我觉得这样下笔才踏实。研究中国问题，就要直面中国实践。

我始终觉得，原创性的思想都来自对社会实践的深入观察。书里的内容往往与实践相差十万八千里，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并不是说读书不重要，而是相比“尽信书”、埋首“故纸堆”，我更喜欢到处看看。

20世纪90年代，我曾走访浙江、江苏、广东、广西等地，研究“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比较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世纪之交，我对中国和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做了长期调研评估；定居深圳后，我对浙江共同富裕的探索和实践进行了考察；在粤港澳大湾区，我也有不少调研点，像珠海、顺德、东莞和中山等。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照搬国外的知识体系和学术研究方法，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拿来就用，用中国材料论证西方命题，削中国实践之足以适西方理论之履。纵使这些理论在当下看来似乎更为时髦甚至“先进”，但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对中国发展的参考意义更是极为有限，甚至有可能指向错误的方向。

以经济学为例，我们目前使用的经济学分析工具主要来自西方。比如，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态势等，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只有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经济学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

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巨轮，需要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多年的研究工作让我深刻意识到，一个民族拥有“以我为主”的开放型知识体系是它具备国际话语权以及在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的关键。中华文明，应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构建起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样才能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始终保持内核不变，让中华文明基因薪火相传。

多年的中西比较研究，让我深刻认识到，社会科学建立在本土实践、本土经验之上。例如，政治学科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主要描述的是古希腊的各个城邦和政体如何运作，对不同政体做比较和分类，再综合为理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等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建基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实践。换句话说，从来就不存在抽象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当前我们正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亟须关注的新课题就很多。比如低空经济，现在发展得很快。在深圳就活跃着千余家低空经济产业链企业，涵盖技术研发、软件开发、硬件制造、商业应用等环节。中国经济是片蓝海，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将涌现更多新行业、新领域、新赛道，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广阔无垠、前景无限。

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我们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坐标，解释中国实践、诊断中国问题、拿出中国方案，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用脚步丈量大地，用思考回应时代。

（作者：郑永年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记者张胜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