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袁礼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联络员，研究员）

同济大学孙宜学教授于第一财经发表的《关于“中国世界学”的十问十答》，引发了我们对知识生产主体性与中国学术话语建构的深层关注。该文以“中国世界学”为理论旗帜，系统阐述了一种立足中国主体性、旨在推动“让世界回到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构想。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刻交织的当下，这一构想不仅关乎学术路径的选择，更触及一个核心的时代命题：中国应以何种文化主体性姿态，参与并引领数字文明时代的全球知识对话？

这一命题在数字文明时代具有深刻的现实紧迫性。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明基因的载体，其国际传播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关系到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彰显。西班牙社会语言学家拉斐尔·德尔莫拉尔近期撰文，虽将中文列为处于“黄金时代”的全球四大语言之一，但也冷静指出其未来增长主要依托“作为外语的学习”，且进程“稳健温和”。

这一判断揭示了一个关键挑战：倘若中文的国际传播仅停留在作为实用工具的“外语”层面，而未能同步构建其作为文明思想载体的叙事体系与话语生态，那么，与之相关的知识生产与文化交流，便可能陷入“有规模而缺话语、有叙事而少共鸣”的困境。因此，中文的“黄金时代”不能止步于学习者数量的积累，而必须驱动一场从“外语学习”到“文明涵养”的范式跃升，使语言真正成为文化主体性在数字空间中可理解、可参与、可延展的意义脉络。这要求与之相应的知识体系，如“中国世界学”，必须能够回应数智化进程中的叙事逻辑，完成从“被述说的对象”到“自我言说的主体”的历史性跨域。

“中国世界学”旨在推动一场“视角的革命”，其核心诉求是将中国从国际学术研究中的“客体”位置，解放为自觉的“认知主体”与“叙事主体”。其构建的“十问”框架清晰地勾勒了这一规划的轮廓：在方法上，强调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惯性，以中国自身的文化立场、问题意识与理论智慧观察世界；在目的上，追求“让世界更客观认识中国”，并最终服务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与文明互鉴；在实践上，倡导通过国际中文教育等渠道，培养能直接运用中文文献进行研究、并内化了相应价值视野的新型学者。

这一构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洞察力，它敏锐地触及了后殖民语境下知识生产与权力关系的本质。正如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中所揭示的，关于“他者”的知识常常隐含着支配与表述的权力结构。“中国世界学”的提出，可视为对长期以来中国在主流学术话语中被“他者化”甚至“猎奇化”的一种自觉的理论反拨，其积极意义在于尝试掌握文化表述与知识定义的主动权。

然而，在数字文明时代，这一主体性建构路径面临着新的现实张力与深层挑战。当前，中文在数字生态中呈现出显著的“二元特征”：一方面，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网民群体，在社交、电商等动态、交互式场景中极为活跃；另一方面，在代表知识沉淀、学术声誉与国际话语权的静态网页、国际期刊及数据库等平台，中文内容的可见度、引用率与议程设置能力仍显不足。这种“用户规模优势”与“学术话语弱势”并存的格局，深刻提示我们：“中国世界学”的深化与发展，不能仅限于理论领域的倡导，而必须使其理论建构与全球知识生产的实践场域深度结合，推动从理念阐释到双向对话、从理论构想再到共同生产的范式演进。

因此，在数字化浪潮中，“中国世界学”的实践路径亟需与新的叙事逻辑相融合。其主体性的真正彰显，或许应体现为一种超越传统“话语权”思维，转而塑造一种致力于提供具有公共参照价值的知识产品与解决方案的能力。这意味着，它不仅要解释中国，更要能通过中国的视角与智慧，参与解释世界性难题，在人工智能伦理、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上，贡献出可被讨论、检验与借鉴的叙事框架。这提示其理论体系须具备更强的开放性、对话性与可连接性。

“中国世界学”的构想，为我们思考数字时代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一个以知识叙事为核心维度的起点。然而，在数字文明时代，健全且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主体性，需实现“知识-叙事-数字”三者的有机融合。

第一，知识体系是“干”。这正是“中国世界学”致力构筑的核心——基于中国实践、能够解释中国道路并参与解释世界的自主知识系统。它是将本土经验转化为可分享的全球公共产品的智力基础，也是回应“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治理倡议”所必需的理论支撑。没有坚实、原创且系统化的知识生产，主体性将缺乏可持续的内容根基。

第二，叙事能力是“脉”。在数字化生存的语境中，知识必须转化为可传播、可共鸣的叙事。这要求我们掌握“叙事深度”（触及真问题、贡献真思考）、“叙事温度”（激发情感连接与价值认同）与“叙事效度”（精准抵达目标受众）的融合艺术。中文的全球叙事，应致力于从“关于中国的独白”转向“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借助影视、游戏、虚拟体验等多元媒介，使中文世界成为可体验、可交互的“意义操作系统”。

第三，数字载体是“场”。数字平台与技术是当代知识传播与叙事展开的基本场域。主体性的实现，最终体现在能否在这个场域中有效聚合资源、开展对话、产生影响。这涉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语料库的智能化应用、跨文化算法伦理以及适应数字生态的学术评价与传播机制等一系列支撑条件。

归结而言，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所呼唤的文化主体性，体现为一种“韧性的开放”：以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坚韧之“干”，确保思想的独立与深度；以开放的叙事能力为流通之“脉”，实现意义的有效传达与共鸣；以敏捷的数字应用为广阔之“场”，完成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落地与生长。

西班牙学者所预见的“黄金时代”，并非一个自然到来的结局，而是一个需要主动定义和持续构建的过程。中文的“黄金时代”，不应仅是使用者数量的统计优势，更应体现为其作为关键性的数字文明基础设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叙事、方案与连接能力的时代。

“中国世界学”的理论探索，正是朝向这一目标的重要努力。它的深化与实践，意味着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设，必须完成一场从价值自觉、到知识自主、再到数字叙事能力的全面跃迁。最终，这一切应融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宏大实践框架。在参与推动共同发展、维护普遍安全、促进文明对话、完善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中国得以将其悠久的文化基因与现代化的实践成果，转化为数字时代可传播、可共享、可操作的文明贡献。

这或许才是“中国世界学”之问，在今天这个深刻转型的时代语境下，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它挑战我们思考，如何不仅让世界“回到”中国，更让中国卓越的智慧与实践，以一种崭新的、数字化的、对话性的姿态，“走向”并“融入”人类共同的未来。它追问的不仅是“我们是谁”，更是“在数字文明的时代，我们能为人类的共同未来讲述什么、构建什么、贡献什么”。

第一财经一财号独家首发，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