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孙宜学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上海市世界中国学研究会副会长）

高校作为思想文化生产与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外语学科因其语言优势和跨文化特性，自然成为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传统外语教育以语言技能训练为核心，侧重输入型学习。但在新时代国家战略需求、国际格局演变、技术变革与学科自身发展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外语学科开始重视输出型功能，即主动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道路、传播中华文化，外语学科也因此从语言工具向话语建构转型，国际传播成为外语学科功能拓展与升级的维度之一，越来越引起外语人的关注。高校外语教师和学生掌握多语种能力，熟悉对象国文化与传播机制，是国际传播的第一梯队。因此，推动外语学科向国际传播转型，既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知识重构的主动选择。

然而，由于外语学科长期以来始终以语言技能训练为核心，课程设置偏重语法、翻译、文学与语言学，研究范式多沿袭西方理论，存在重工具性、轻思想性，重输入、轻输出，重他者、轻自我的倾向，主要停留在翻译世界，而不是向世界翻译中国，语言工具属性被过度强化，重点培养的是“会说外语”的人，而不是“能讲中国故事”的复合型人才，思想性与中国价值、时代价值难以体现，制约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度与效度。因此，以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引导外语学科发展，是外语学科实现功能拓展、价值重构与范式创新的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不再只是学习外语、外国文化，更要学会用外语阐释中国文化；不再自我封闭、孤芳自赏，而是主动“跨”出来，与新闻传播、国际关系、区域国别研究、数字人文、国际中文教育等学科深度融合，只有这样，新型外语学科才能综合运用自身的特色优势，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要确保这一历史转型的成功，在迎接新挑战的同时，外语学科还要警惕并避免三大误区。

误区一、以讲外国故事的思路讲中国故事。受学科传统影响，外语学科惯性套用外国叙事框架，或过度迎合海外受众偏好导致中国故事简单化、刻板化，或丧失文化主体性形成“内外无别”的表达，使中华文化减少本土根基，削弱传播实效。鉴于此，外语学科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叙事体系，立足中国实践挖掘本土叙事素材，融合传统智慧与当代价值，坚持中国视角+国际表达，在把握跨文化传播规律、研究受众接受习惯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特色与国际理解的平衡，增强传播的针对性与共鸣感。

误区二、以外国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因为长期依附外国理论与概念框架，导致外语学科主体意识弱化，文化主权意识薄弱，易出现用外国理论剪裁中国实践的现象，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听”的困境，甚至产生自我东方化倾向。鉴于此，外语学科要强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深入研究中国实践，提炼原创性概念与理论，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创新话语转换机制，对中国特色概念精准阐释而非直译，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实现中国话语的国际化表达；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批判性思维培养，打造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复合型人才。

误区三、以外语传播逻辑主导中华文化传播。将“洋味”思维内化为潜意识，过度迁就外国受众习惯导致中华文化精髓被稀释，出现“形式保留、实质异化”的“橘枳现象”；过度依赖外语传播而忽视中文主导地位，弱化母语文化传承，甚至使中华文化成为外国文化的负面参照。鉴于此，外语学科要坚守中华文化本真与多元传播融合。坚守中华文化精神内核，采用数字技术、多模态表达等国际化传播手段，精准解读文化符号；翻译中坚持异化为主、归化为辅，构建中国内容+国际形式的传播模式，在保持中华文化“原汁原味”前提下，适应国际受众接受习惯；发挥自身文化融合优势，注重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在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尊重多元文明，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总之，中国外语学科服务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优势，是自身的多语、多文化话语体系和人才结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强化中文和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构建“中文主导+多语辅助”的传播体系，推动中文在国际组织、媒体平台的使用，提升中文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国际影响力，真正成为既精通外语又深植中华优秀文化的双（多）语、双（多）文化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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