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的秋天，我第一次走进田坎乡中心校。那时的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无限憧憬。如今，当我再次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看着四周连绵的青山，听着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不禁感慨万千。这些年，我从教师到校长，从教育局干部再回到校园，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对这片土地和这群孩子深深的眷恋。

2024年10月，我回到田坎乡中心校担任校长。重返校园的第一天，我独自在操场上站了很久。空荡荡的篮球架在秋风中显得格外孤寂，教学楼墙壁上的斑驳诉说着岁月的痕迹。更让人忧心的是，学校教学成绩连续多年在全区垫底，部分教师失去了教学热情，学生眼中总带着羞怯。

然而，深入了解后我发现了这些学生身上的闪光点。他们或许写不好复杂的作文，却能清晰地讲述山里的每一个传说；他们可能解不出复杂的数学题，却能在陡峭的山路上自如奔跑。这让我开始思考：我们的教育是否真正适合这些大山里的孩子？

带着这一困惑，我走出大山去寻找答案。在天津中学，我与老校长国赫孚深入交流。当我讲述那个会吹唢呐的男孩儿罗福顺的故事时，老校长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教育不是要把所有孩子都塑造成同一个样子。就像种地，这块地种不了小麦，可以试试种玉米；种不了玉米，还可以试着种水稻。重要的是找到适合的土壤。”这番话让我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理念，就这样，“为大山深处的种子寻找合适的土壤”成了我校的办学理念。

不久后，在参加北京师范大学的培训时，余凯教授的一句话更让我深思：“农村孩子并不差，他们只是缺少看世界的平台。”那个夜晚，我反复思考着这句话，后来便有了我们的校训：“学习，是为了更好的自己，看见更大的世界。”

带着这些思考回到学校，我开始推动教学改革。每天清晨，我走进教室听教师上课，观察学生的反应。课后我们围坐在一起，探讨如何让教学更贴近山里孩子的特点。我们尝试将当地的彝族文化融入课堂，让唢呐、蜡染成为特色课程；我们改变作业形式，让山里的花草、乡亲们的故事都成为学习内容。

渐渐地，校园里发生了变化。最让我感动的是，曾经那个因为吹唢呐逃课的罗福顺，现在成了唢呐课的“小老师”。他自豪地告诉我：“校长，我现在既能吹唢呐，功课也没落下！”看着他眼中闪烁的自信光芒，我更加坚信：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独特的种子，只要找到合适的土壤，就能茁壮成长。

在推动教学改革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如何打造乡土特色的校园文化。校园里那排玉兰树给了我启发——它们在早春绽放，洁白的花朵在寒风中格外动人，像极了山里孩子的品格——纯净而坚韧。于是，白玉兰成了我们的校花，也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逐步明确了办学目标：“办优秀山村民族学校，铸辛勤教师圆梦舞台。”

为了让这些理念在资源匮乏的农村学校真正落地，我开启了“推销员”的生涯，带着学校的规划方案，一次次往返于城市与深山之间。记得有一次，一位企业家听完我的讲述，看着我那磨得发亮的公文包，动情地说：“就冲您这份执着，我一定要支持！”他当场决定捐赠50套办公设备。

民盟天津市委也被学生的故事感动，捐赠了474套校服。当崭新的校服送到学校时，整个校园都沸腾了。学生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校服上的徽章，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五年级的彝族女孩阿依拉着我的衣角说：“校长，这校服真好看，我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学生了。”看着她挺直的腰杆、自信的笑容，我知道改变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

如今，走在校园里，我能感受到处处涌动的生机。晨读时分，琅琅书声回荡在山谷间；课间活动，学生在玉兰树下快乐游戏；特色课堂上，唢呐声、刺绣的针脚、蜡染的布料都成了学生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媒介。曾经想调回城里的教师，现在放学后主动留下来辅导学生；曾经沉默的家长，开始主动询问：“陈校长，我们能为孩子做点什么？”

最让我难忘的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一位彝族老奶奶提着一篮子鸡蛋来到我的办公室，用粗糙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陈校长，谢谢你让孩子们知道，山里娃也能看见大世界。”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化为前行的力量。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守望，我们或许改变不了大山的地理位置，但能通过教育改变学生的人生轨迹；我们无法让每个学生都成为“学霸”，但能让他们都找到自己的价值。就像那排玉兰树，在深山里静静绽放，用自己的芬芳装点着春天的每一个角落。当这些孩子长大后，无论他们是坐在高楼上俯瞰世界，还是回到大山里建设家乡，都会是这片土地上最美丽的风景。

（作者系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中心校党总支书记）

《中国教师报》2026年01月14日第6版

作者：陈庆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