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2026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廖祥忠“（中传）一口气砍掉翻译、摄影等16个本科专业和方向”的发言冲上热搜。

乍看之下，“一口气砍掉16个本科专业”的表述确实颇让人震惊。但其实，把中传的这一“大手笔”置于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的宏观背景下来审视，这不过只是当前高校专业动态调整大潮中的一个缩影而已。公开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3715个，撤销和停招达6638个。如此大幅“增减”，本质上其实是高等教育主动应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首先，一如廖祥忠所提醒的，“不必惊慌”。要知道，从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来看，大学专业的调整其实一直在进行。回望历史，不少曾经的所谓“热门专业”，其实都随着社会结构变迁、知识体系更新等而逐渐褪去光环，乃至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大学专业目录的更替本身就是一部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互动的演进史。因此，今天的翻译、摄影等专业面临调整，与其说是突如其来的“地震”，不如说是教育系统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做出的正常反应。

但另一方面，不必过度惊慌也并不等于可以完全轻视。有必要看到，这一轮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其对社会各方面的渗透力与重塑力可能远超以往。相应地，这对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也绝不是简单增减几个专业所能应对，背后更可能涉及教育理念、教学模式、评价体系等一系列的深层变革。那么，围绕新的培养目标，大学究竟该如何转型，包括教师的教育理念、学校的管理理念以及录取标准等如何进一步“优化”，恐怕都需要有新的审视。

更要看到的是，教育系统究竟如何有效应对这样一个“大变局”，不能把目光仅停留在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不过是人才培养链条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之前，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如何重塑育人理念，如何构建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人才基础素养体系，乃至高考选拔机制如何优化，其实才是更深层、更根本的议题。当前，高校因直接面向就业市场，在感知社会需求变化上可能相对更敏锐，在变革上也自然可能更积极。在这一背景下，若中小学教育仍“后知后觉”，继续沿用旧有的知识灌输模式、以标准化考试作为唯一评价尺度，那么就可能形成一种值得警惕的“落差”，甚至影响到高校变革的效果。

事实上，教育应对社会变革，从来都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无论时代如何变革，教育领域的应对，最终都是指向如何回答好“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这样的人”。很显然，要答好这个大课题，理应把变革传导到每一个教育阶段，推进系统性的反思与优化。当前，围绕“人机共存”时代的教育探索，其实才刚刚拉开序幕。不同教育阶段在应对变革上的时间差、理念差如何弥合？如何避免基础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变革出现脱节？这些或许是比高校专业裁撤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

一言以蔽之，对于教育领域的变革，是该有更为系统化的审视了。在看到高校专业的“大变”之外，更应该看到那些应改而未改、应变而未变的“盲区”。这是一场系统性的持久战，必须有更多的协同。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中传“砍掉”16个专业

教育变革不只是大学的事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3月11日 版次：A07栏目：今日论衡之教育观察作者：朱昌俊

□朱昌俊

2026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廖祥忠“（中传）一口气砍掉翻译、摄影等16个本科专业和方向”的发言冲上热搜。

乍看之下，“一口气砍掉16个本科专业”的表述确实颇让人震惊。但其实，把中传的这一“大手笔”置于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的宏观背景下来审视，这不过只是当前高校专业动态调整大潮中的一个缩影而已。公开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3715个，撤销和停招达6638个。如此大幅“增减”，本质上其实是高等教育主动应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首先，一如廖祥忠所提醒的，“不必惊慌”。要知道，从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来看，大学专业的调整其实一直在进行。回望历史，不少曾经的所谓“热门专业”，其实都随着社会结构变迁、知识体系更新等而逐渐褪去光环，乃至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大学专业目录的更替本身就是一部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互动的演进史。因此，今天的翻译、摄影等专业面临调整，与其说是突如其来的“地震”，不如说是教育系统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做出的正常反应。

但另一方面，不必过度惊慌也并不等于可以完全轻视。有必要看到，这一轮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其对社会各方面的渗透力与重塑力可能远超以往。相应地，这对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也绝不是简单增减几个专业所能应对，背后更可能涉及教育理念、教学模式、评价体系等一系列的深层变革。那么，围绕新的培养目标，大学究竟该如何转型，包括教师的教育理念、学校的管理理念以及录取标准等如何进一步“优化”，恐怕都需要有新的审视。

更要看到的是，教育系统究竟如何有效应对这样一个“大变局”，不能把目光仅停留在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不过是人才培养链条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之前，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如何重塑育人理念，如何构建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人才基础素养体系，乃至高考选拔机制如何优化，其实才是更深层、更根本的议题。当前，高校因直接面向就业市场，在感知社会需求变化上可能相对更敏锐，在变革上也自然可能更积极。在这一背景下，若中小学教育仍“后知后觉”，继续沿用旧有的知识灌输模式、以标准化考试作为唯一评价尺度，那么就可能形成一种值得警惕的“落差”，甚至影响到高校变革的效果。

事实上，教育应对社会变革，从来都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无论时代如何变革，教育领域的应对，最终都是指向如何回答好“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这样的人”。很显然，要答好这个大课题，理应把变革传导到每一个教育阶段，推进系统性的反思与优化。当前，围绕“人机共存”时代的教育探索，其实才刚刚拉开序幕。不同教育阶段在应对变革上的时间差、理念差如何弥合？如何避免基础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变革出现脱节？这些或许是比高校专业裁撤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

一言以蔽之，对于教育领域的变革，是该有更为系统化的审视了。在看到高校专业的“大变”之外，更应该看到那些应改而未改、应变而未变的“盲区”。这是一场系统性的持久战，必须有更多的协同。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