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学生问起我的学术经历，我都会提醒他们：“可不敢走我的老路，我的路是‘倒’着走的，40岁以后才慢慢上道，所以没能搞出什么名堂。”

这不是谦虚，是真心话。因我现在立身的领域是先秦出土文献中的文学思想研究，而从大学到40岁之前，却是由明清到宋代再到六朝，一路逆流而上最后才到先秦的。按常理，古代学问不能这样搞，从源头顺流而下才是正途，这主要是由自身的知识缺陷造成的。

1979年我从豫北农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虽然属于地区的文科高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有真实力，主要是得益于那年教育部公布了各科复习大纲，正好符合自己按部就班对着教材逐一归纳提炼问题的性格，因而有较大的运气成分。

我们这辈人在中小学没有学到多少课堂知识，生活在农村的我更不可能有课外书读，基础之差不难想象。所以，进入大学后感觉最适合自己的，自然是文字障碍较少的现当代文学。但在一次劳动课上，我将自己古文基础差、想学当代文学的想法告知了任课老师郭志刚先生，他提醒我要想学好当代文学就必须打好古代文学基础，越是古文基础差，越要先学好古代文学，以后再往现当代文学下移。因此，我选了自以为古代文学中最好学的明清白话小说和戏曲为阅读重点。1983年大学毕业到安阳师专任教后，便请求讲授研习元明清文学。

1986年，我到复旦大学读古代文学硕士课程班，虽因英语测试没达标而失去了申请硕士学位的资格，但自感在众多名师的授课和研究方法点拨下，真正获得了学术启蒙。

王运熙先生曾专门讲解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法，重在强调文学理论批评客观公正、言必有据的求是精神，并提醒我做学问需从目录学开始，我就遵嘱购买了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死记硬背，按图索骥去读典籍。王水照先生告知，若想搞好作品研究，当从校注开始，进而提出了用小学的“显微镜”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望远镜”做大学问的更高理念。陈尚君老师则指导我们做学问要先学会文献考据，指出还原文献原貌是学术评判的基础。

名师们的箴言对塑造我以后的教研特点起到了奠基作用。但因为我文献基础和理论素养都实在太薄弱，加之天资驽钝，最后论文还是没敢在王运熙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和陈尚君老师的唐代文献考据领域选题，而是模仿王先生课堂所发他关于苏轼研究的论文材料，选择了苏辙史论散文作为论文题目。该论文写出后，虽然得到了肯定，但我心里很清楚，尽管对一些具体问题有见解，但论文整体框架是模仿王先生的。由此，我的初步学术研究，就由明清上移到了宋代。

1988年，我完成学业，被王运熙先生推荐到郑州大学文学院任教，而该院需要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段的老师，并规定必须试讲一个小时的《文心雕龙》。因此，我刚刚起步的宋代史论散文研究又转向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

此后，一方面，我在俞绍初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校勘8个“文选学”版本，接受古籍整理基本能力的训练；另一方面，因讲授《文心雕龙》课程并应出版社之约译注该书，张凌先生便分配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撰写马恩选集中的“希腊神话”词条和“毛选”词条。我借机认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确实眼界大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有了基本认知，理论思维有所提升，也对王水照先生的“二镜”治学理念有了更深的体会。

后来，俞绍初先生又派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曹道衡先生进修“文选学”，每周一次的李善注《文选》读书汇报，曹先生对文本和李注疑难字句的辨疑，也训练了我的文句辨析能力。同时，为了训练我的“文选学”校勘整理能力和文学鉴赏批评能力，俞绍初先生又让我和台湾“文选学”专家游志诚先生合著了《昭明文选斠读》在台湾出版。如此，我的教研工作就定位在了六朝文学和文学思想领域，近12年的文献积累和理论思辨都有了一定提升。

但就在此时，郑州大学突然出台了新规，青年教师没有博士学位不能评正高。俞绍初先生得此消息，立即催我放下手头一切工作去攻读博士学位。王运熙先生提出让我跟着他继续搞六朝文学。但因英语基础太差，自感再努力也很难过关，于是，我便在2000年以年逾40岁的大龄投到了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先生门下，因为西北地区对外语要求稍低，并且接受小语种报考，我便临时改学了日语。入门后，赵先生让我潜心研究先秦文学，自此，年逾不惑的我又从六朝文学上移到了先秦文学。

投入赵先生门下，我才发现了自己和先生的巨大差距。

赵先生和其在职读博的本院弟子，传承的都是郭晋稀先生以音韵、文字、训诂之小学解读先秦经典的学脉，师兄弟中精通音韵、训诂并能背诵《说文解字》及熟读先秦经典者不乏其人，而这些都是我非常欠缺的，甚至音韵学根本就学不会。再说，历代大师对先秦经典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以我的知识结构，想要超越前人做出点成绩是不大可能的。

于是，赵先生本着尊重个人特点，“依沟挖河、依土堆山”的培养理念，让我在恶补《说文解字》的同时，将研究转向先秦出土文献及佚文献领域，并吸纳我参与编撰《先秦两汉文论全编要诠》，要求将分工的每篇佚文献文论作出文本流变、真伪考辨、对勘补足和理论阐发，进行根底之学与思想之学双重训练。其时恰逢上博简《孔子诗论》文本公布，于是最终将甲骨文、铜器铭文、上博简及先秦佚文献中的文学思想研究确定为我的主攻方向。没想到赵先生的这一学术安排竟然成就了我，让我慢慢走上了追溯文学思想源头的学术之路。

之后，中山大学黄天骥先生于2003年底接纳我做了他的在职博士后。他鼓励我按照赵先生的原有设计，继续做上博简《孔子诗论》而不必重回元明戏曲研究领域。这也使我终以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先后在权威期刊上陆续刊发系列论文，多被“三大文摘”转载或转摘，并先后延伸陆续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研究成果还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二等奖。直到今天，我还坚守在这块不断有新文本出土的肥沃土地上。

2011年，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对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等继续进行研究。

回顾多年的教研经历，虽没能做出像样的成绩，但王运熙先生“学问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俞绍初先生“学问的本质是求其真”、赵逵夫先生“要耐得住寂寞”的教诲，我铭记在心并一直恪守，也获得了一些教研心得。依我的体会，研究先秦出土文献，第一步是要对文本中的字体作出隶定，进而作出字义辨析；第二步是要疏通文本本义；第三步是与共时性传世文献及佚文献、历时性传世文献及佚文献对研，以揭示其独特价值；第四步是与历代乃至当下相关传世文献研究成果相比较，以彰显其观点的源头性；第五步是将其放在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的长河中，作思想理论贡献的提升阐发和历史定位；第六步是将其放到东西方文艺思想的大格局中，对其在人类文艺思想史上的独特风貌与贡献作出客观定位，进而揭示其在当下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学术意义。

概括起来就是，以小学为根基，做有思想的学问。

（作者：徐正英，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本报记者张亚雄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