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之时，诸多现实问题层层交织，考验着人类文明前行的定力与智慧。当现实难题愈发复杂，当未来图景充满不确定性，回望人类的古典文明传统，便不再是怀旧的姿态，而是人类文明自我更新的必然选择。如何从古典文明的历史深处汲取智慧，以应对全球性的文明危机，已成为时代赋予中国古典学人的重大命题。破解现代性困境、弥合文明分歧、重塑全球文明秩序，最踏实的路径之一便是重返古典文明精神原乡，深耕古典学这一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根基性学问，构建中西合璧、兼容并包的现代古典学体系。毕竟，古典学并非仅仅是书斋里的文献考据与田野里的考古发掘，更是承载文明根脉、凝练精神价值、校准文明航向的基础性人文学科之一。

为了更好地理解古典学之于人类文明前途命运的深远意义，进而认识新时代古典学的历史使命，今天的我们有必要回想上一个百年大变局给西方学人的文明意识所带来的冲击。二十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举击碎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优越”迷梦。战争落幕仅仅两年（1920年），32岁的英国学人汤因比便立志研究人类五千年来的文明兴衰，通过撰写多卷本《历史研究》为战后构建国际和平秩序寻找方案。而在战争爆发之初（1915年），汤因比曾发表过《民族性与战争》一书，论析欧洲的新一轮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在结尾时他还提到，中国虽然仍处于千年的沉睡之中，但“她的四肢已经恢复运动能力”，以至于可以说，“下一个世纪的世界政治的根本因素”将是中国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竞争。那个时候，年轻的汤因比明显还带有大英帝国主义的文明意识。汤因比自1920年代末开始动笔撰写十卷本《历史研究》，1939年“二战”爆发时仅完成前六卷，后四卷直至战后十年方才杀青。这部巨著跳出编年叙事，以全球视野考察诸文明生长兴衰，直指文明崩塌的根本不在外敌入侵、环境失衡，而在人类文明的担纲者阶层的精神退化、价值迷失、德性沦丧。到了1970年代，汤因比看到，人类虽然“在技术层面上变得真正世界性了”，但在政治层面上却“分裂为越来越多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而这显然是近五百年来“西方一系列分立而竞争的地区性国家”相互撕扯的产物。

汤因比基于自己的世界文明史研究，相信人类文明在“政治上的分裂乃是西方化进程给全球政治地图带来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通过对世界各文明传统的深入研究，汤因比发现了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性：早在公元前三世纪，这个多民族共同体就“消除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并在此后的多数时间内给中国带来了统一、和平与秩序”。新中国成立后，汤因比看到，这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古国，已经成功“转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追求和平共处文明理念的大国”。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年轻时把中国的复兴视为“威胁”的看法完全错了。从此，他相信新中国将比西方大国更好地为构建人类文明的和平未来作出贡献。他甚至明确提出，若把“建立一个世界性政治组织”的“主动权交到中国手上”，这也许“将成为人类避免终极性自我毁灭的唯一选择”。

汤因比的观点不是无根之谈，而是基于他对人类五千年文明史的深入考察和研究。当今西方学界的全球史学派也承认，若要缕述从“人类史的开端至公元600年”的古典文明时期的史著，就不得不“更详细地对希腊—罗马和中国文明的史著着墨，因为就尚存作品的数量和史学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独特的体裁出现的方面而言，这两种文明在古代世界拥有最发达的史学传统”。其实，远不仅是史书如此，就整个人类古典文明时代的传世典籍而言，同样如此。

汤因比临终前两年（1973年）出版了他的编年体世界史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他在序言中写道：1897年的时候，西方的史学家会觉得，“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优势似乎将会永世长存”，而到了1973年，人们虽然“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似乎又不免感到，“这种优势也将像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在这一连串列举中，汤因比没有提到中国人，因为世界历史中的中华文明不在此列。我们不得不说，汤因比作为对世界文明史有深切认识的历史学家已经预感到，古老的中国文明即将迎来伟大复兴。因为他继续说，“如果西方的优势只是昙花一现，人们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整个历史功德圆满的结局，历史的范围也就不能仅限于西方文明的履历”。

汤因比的这段临终之言多少带有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意味，或者说汤因比看待人类文明未来的视角更贴近古典史学，甚至与我国儒家公羊学派心系天下兴衰、追求万世太平的精神高度契合。汤因比用古典学养看待人类的现代历史，引领他的史学意识的是三位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珀律比俄斯。他并不认为“仰慕和效法古人”会有碍对现代文明及其未来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汤因比的世界史观才没有丢失荷马式的眼光，即注重辨识不同文明体的政治德性。他才会摆脱西方现代文明的偏见，既看到中国传统文明的独特性，也期许新中国能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建设性保障。正是基于这种对世界文明大历史的理解，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断言，过去五百年西方现代文明的优势因自身的德性痼疾而必然走向没落，但不能因此认为“将来不会出现新的文明”。

汤因比的世界文明史论给我们的启发是，人类古典文明时期的精神智慧凝聚着人类对宇宙、社会与人性的认知，是文明永续发展的核心基石。各大古典文明并非彼此隔绝，而是内在蕴含价值相通、命运与共的深层关联，天然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逻辑。古典传统一旦弱化断裂，必然引发价值失序、治理失能、文明冲突加剧。古典学者天然肩负文明守护者使命：守护古典根脉，传承经典义理，抵御地缘政治对文明传承发展的冲击，化解高科技时代人文空心化风险，为人类守住历史记忆、锚定未来航向。

对我们中国的古典学人而言，构建中西合璧的现代古典学，是不容推卸的时代使命与历史责任。当下中西古今之争悬而未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如何融通，成为思想界重要命题。中西合璧的古典学绝非简单照搬西方古典学传统，而是以中华古典学为主体，融通西方古典学的方法与思想精华，贯通古今文脉、联结中西根脉的根基性学问。既坚守中国文明传统的天人合一、天下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又深入研究西方古典文明，厘清其思想源流与发展脉络，为我们自身的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汤因比清楚知道，现代世界史主要是现代欧洲大国相继兴起时“争夺权力的全球斗争”的经历，非欧洲的政治单位只是不断被卷入这场“全球斗争”罢了。如果“欧洲中心主义”指的是现代世界的形成历程本身，那么，这是一个谁都得承认的历史事实。毕竟，欧洲的现代成长确实形塑了整个现代的形貌，问题仅仅在于，人们对如何看待这一世界历史大事件产生了数不尽的歧见。汤因比的世纪性思考为我们提供了借鉴：返回古典文明的核心智慧，将是我们走出历史歧见的唯一路径，因为，描画人类文明的未来底色，离不了古典文明的视野和智慧。这些古典智慧凝练了人类对世界、社会与自我的认知，是文明永续发展的核心基石。诸多古典文明足以证明人类文明政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关联性，即以文明方式在政治上结合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联性。在这个文明世界里，古典文明传统的消失或减弱，定然会影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品质。因此，古典学者要做人类文明的守护者，守护传承古典文明的根脉，使其不仅免受现实政治冲突的威胁，也避免由于高科技的快速发展而导致人类文明的解体，为人类守护文明的过去，也形塑文明的未来。对于中国的古典学人来说，构建和发展中西合璧的古典学，不仅是我们的时代使命，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作者：刘小枫，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