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要出成绩了~今年新传初试的难度，已经提前给复试敲响了警钟。考题越来越灵活、前沿，光靠课本死记硬背，在复试面试里根本站不住脚。导师一开口，考的就是你的专业积累和理论功底。

为了帮大家高效备战复试，猫哥团队从全国200+所院校真题里，提炼出40个新传复试必背核心专业词，这些都是面试高频考点、导师最爱问的重点。牢牢掌握这40个关键词，复试才能心中有底、开口即高分。

1.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由哈贝马斯提出，指介于国家权力与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公民可以自由参与并理性讨论公共事务的论坛性空间，如早期的咖啡馆、沙龙和报刊。其核心在于形成独立于权力与资本的公共舆论，对公权力进行监督。然而，随着商业媒体垄断和消费主义盛行，公共领域正面临“再封建化”和结构转型的挑战的挑战，这一概念为分析媒体在民主社会中的理想角色提供了批判性的尺度。

2. 符号暴力

这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关键概念，指统治集团通过将自身的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品味和生活方式塑造为合法、优越且理所当然的“常识”，让被支配者在不自知甚至无意识的情况下自愿接受并接受并复制这种不平等秩序。它是一种温和却深刻的非物理性强权，教育系统和媒体常是施行符号暴力的主要场域，通过象征符号实现了社会等级的再生产。

3. 媒介化政治

它描述的是政治进程日益依赖媒介逻辑并以适应媒介呈现方式为核心来运作的现象。政治家不再仅仅通过政策实质争取支持，而是必须精心策划其媒介形象、演讲片段和社交媒体策略以吸引关注。这意味着媒介逻辑如戏剧化、个人化、视觉优先，正在重塑甚至取代传统的政治逻辑，深刻影响了公众的政治认知、议程设置乃至民主决策的过程本身。

4. 文化帝国主义

该理论批判了二战后全球文化交流中存在的不平等结构，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与技术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输出其文化产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导致后者本土文化的萎缩和被同化。这不仅是文化产品的单向流动，更是一种隐形的权力关系，可能侵蚀文化多样性，并巩固西方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地位。

5. 景观社会

居伊·德波提出的“景观”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已被庞大的影像集合所中介和取代。这些经由大众传媒生产和传播的景观并非单纯反映现实，而是异化的社会生活表象，它诱使人们被动地观看和消费，从而掩盖了真实的剥削关系和人类活动的创造性本质，使大众沉溺于虚假的欲望满足之中。

6. 传播的物质性

这一新兴研究视角突破了将传播仅视为信息传递过程的传统，转而强调支撑所有传播实践的物理基础设施、硬件设备及自然资源的资源的根本作用。从海底光缆、数据中心巨大的能耗，到智能手机所需的稀有矿产，再到电子垃圾的处理，物质性提醒我们：任何数字符码的流动都深深嵌入并依赖于一个庞大、昂贵且有环境代价的实体网络之中。

7. 可供性

源于生态心理学，被引入媒介研究后，用以分析技术物，如一个社交平台、一款软件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范围。它既不是技术本身决定的强制性，也不是用户完全的主观意愿，而是，而是技术属性与使用者能力之间动态关系的结果。例如，“点赞”按钮为表达支持提供了便利（积极可供性），但也可能抑制复杂的意见表达（消极可供性），这个概念帮助我们超越“技术决定论”，更辩证地理解人与技术的互动。

8. 话语

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话语远不止是语言或谈话，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规训着我们对某一话题进行言说、思考和行动的一套结构性规则与实践系统。它定义了什么是可说的真理，谁有资格发言，以及何种知识是合法的。因此，话语实践构建了我们的认知对象（如“疯子”、“罪犯”）和社会现实本身，并与权力交织在一起，成为权力运作的关键机制。

9. 数据主义

这是一种正在崛起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它认为宇宙本质上本质上是由数据流构成的，其中所有的现象和价值都可以用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在这种范式下，数据的数据的自由流通被视为最高善，而人类体验、直觉和传统智慧的地位则被相对削弱。数据主义驱动了当今社会的算法治理、量化自我等趋势，但其背后关于人的物化和数据霸权的伦理问题也引发了深切忧虑。

10. 第三人效果

由戴维森提出的传播学假说，指人们在接触说服性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时，倾向于认为这些信息对“我”影响不大，但会对“你”（第二人）和“他们”（第三人）产生更大影响。这种高估媒介对他人影响力的认知偏差，常常会导致一些过度反应，例如支持对某些内容进行审查，以为是在保护易受影响的他人，从而实际上可能损害言论自由的原则。

11.液态的现代性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用液态的现代性来描述当代社会生活的流动与不确定状态。固体现代社会那种稳定的结构制度与长期承诺已然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短暂联结个体责任与持续不安的生存模式。人际关系职业发展乃至身份认同都变得如同流体般难以固定。这一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为何现代人会普遍体验到焦虑与疏离并为理解社交媒体上脆弱的人际纽带与不断重构的自我提供了关键视角。

12.他者的凝视

在拉康与萨特的理论中凝视不仅仅是被看见的感觉更是一种将他者目光内化为自我衡量标准的力量。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处于他人的注视之下时会不自觉地根据感知到的社会规范与期待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与形象。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凝视被无限放大，每个人都在前台进行印象管理，生活在一种无形的全景监控之下，主体性正是在这种与他者目光的交织中被不断建构与扭曲。

13.身体媒介

身体绝非仅仅是灵魂的容器，它本身就是一种鲜活的具有生产性的媒介。我们通过姿态表情服饰乃至于身体的创伤与铭刻，来进行意义的传递与社会的交往。身体承载并再现了社会规范权力结构与文化密码，同时也能通过其具身的实践抵抗这些规范。将身体视为媒介打破了传统传播研究的文本中心主义，开启了通往非表征与感性维度的大门。

14.记忆微光

本雅明提出的记忆微光，指的并非是完整的线性回忆，而是那些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闪现的来自过去的碎片化意象与感觉。它们如同微弱的光斑，无法主动召唤也无法清晰言说，却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冲击力与真理内容。这个概念挑战了工具理性式的历史书写，强调了那些被官方叙事压抑的边缘经验的价值，为理解集体记忆的断裂与潜藏力量提供了诗意的理论工具。

15.共鸣

作为对社会加速批判的延伸，罗萨提出了共鸣理论，他认为美好的生活不在于无止境的增长与掌控，而在于与世界建立高质量的回应性关系。当世界对我们说话而我们也能予以回应时就产生了共鸣。它可能可能发生在人与自然与艺术作品或与他人深度联结的时刻。这一概念为反思功利性传播重建传播的伦理维度以及在异化社会中寻找出路提供了宝贵的规范基础。

16.内爆

麦克卢汉预言的内爆，在鲍德里亚那里发展为一种更为激进的社会批判，它意指在超真实的媒介环境中传统边界的大规模坍塌。比如意义与无意义真实与拟像公共与私人在电子脉冲的速度里全都崩塌在一起混合成一个混沌的意义黑洞。我们不再拥有指向现实的表征，而是生活在一个自我指涉的模型先行世界里，一切都在没有参照物的状态下眩晕式地循环。

17.驯化理论

由英国学者罗杰·西尔弗斯通在有关家庭场景中电视媒体使用研究中提出，从而逐渐被应用于传播学领域。指社会主体人类通过以日常生活“规训”传媒技术，使其符合人类的使用习惯。驯化理论包括四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阶段：挪用阶段，关注物品被个体或家庭占有并赋予意义的过程；客体化阶段，关注物品在家庭空间环境中的物理摆放及其延伸空间的构建；纳入阶段，从时间性角度探讨技术如何融入家庭日常生活的使用方式；转换阶段，关注家庭通过物品、意义、文本和技术的跨界流动。

18.另类媒体

“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通常指的是游离于媒体生态的外围行动者，例如各种民营新闻信息网站。一方面，“另类媒体”是数字新闻时代的产物，具有流量导向和盈利导向；但另一方面，基于不同的职业文化情境，另类媒体也并不总是居于主流新闻理念的对立面，甚至往往在一种调和性的权力结构的运作下，成为实践创新和行业增长的新动力。还有学者认为，随着新技术的涌现，另类媒体将逐渐被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驯服”，从而实现“正常化”。

19.数字游民

1997年，Makimoto和Manners在《数字游牧》（Digital Nomad）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数字游牧”概念，他们预言随着新技术对实践的渗透，人类生活方式将产生新的可能性。数字游民指无需办公室等固定工作地点，而是利用技术手段，尤其是无线网络技术完成工作的人。2025年12月，入选2025年度十大流行语。区别于“商务旅游者”“远程工作者”“打工旅游者”等受商业机会、职业活动等工作原因驱动而被动迁移的人群，数字游民通常是因为寻求自由、冒险精神、逃离传统工作环境和追求美好生活，主动通过“独立于地点”（locationindependent）的游牧方式，在旅游的同时工作，实现工作和个人生活的平衡。

20.数字极简主义

“数字极简主义”最早由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在著作《Digital Minimalism》中正式确立，是数字时代兴起的一种跨学科理念与生活范式，核心是通过重构人与数字技术的关系，以价值筛选和理性掌控为原则，摒弃无意义数字干扰，聚焦核心目标与高质量体验，最终重获时间自主权、注意力纯度与生活主导权。数字极简主义的提出和实践，强调对数字工具使用的审慎性，以及数字媒介与数字实践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将数字技术干扰降低到最低限度，让生活更有意义。

21.信息蜂房

与茧房一样，信息蜂房也是一种隐喻。蜂房喻指生态，蜜蜂喻指用户。蜂房的结构是开放的，多元化的，用户可以像蜜蜂穿梭于百花之中、在众多的“蜂房”（信息源）中穿梭来穿梭去，汲取营养，主动求索，而不必自我囚禁或者被限制在一个茧房中。同时，蜜蜂本身就是蜂房的建设者，它通过主动的采集、创造以及协作加工，逐步构建起良好的生态。具体来说，蜂房是指一种多元、开放、协作的信息生态，旨在批判和超越已有的“信息茧房”论。由腾讯研究院在2025年7月首次提出，其主要特征是用户不再局限于单一算法推荐，而是拥有多元信息源；从“被动投喂”到“主动探索”；通过创造、传播共同塑造生态；蜂房之间相互联系保障信息的自由流动。

22.DAO

“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即“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由于DAO相较其他社会组织，在区块链算法基础上革命性地赋予普通成员以权力，并以自我驱动的形式激发组织内部的共治架构，更能激发效率和个体积极性，具有更强创造力，因此DAO也被称作“未来人类组织的进化方向”。DAO旨在用一种全新的逻辑来协调陌生人的大规模协作：它将权力和规则编码上链，通过社区投票来实现集体意志，尝试着在数字世界中构筑一个真正由参与者共治、共享的未来组织范式。对于新闻传播学而言，DAO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工具，它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思潮，预示着资源协调、信息流动与社群互动方式正在经历一场静默却根本性的重塑。

23.巴尼时代

2020年，美国未来学家贾迈斯·卡西欧（Ja-maisCascio）在《面对混沌时代》一文中提出“BANIWorld”一词，通过与“乌卡”进行比较，他指出“巴尼”是一个描述环境不稳定且混乱状况的框架，代表“脆弱性、焦虑性、非线性和不可理解性”，强调当前人类社会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以及人们对未来的焦虑和不安。在“巴尼”的世界里，曾经坚固的结构变得“脆弱”，并且容易在快速变化的外部压力下被打破；“焦虑”成为社会集体的心理特征，代表普遍的不安和忧虑感；“非线性”则是指因果关系不再是线性关系，突出在新环境中的不可预测；“不可理解性”则意味着社会面临的问题更为和错综复杂，往往无法进行简单的解释。

24.大宣传理念

大宣传是当代中国传播实践中具有统领性的核心理念。它并非指宣传规模或数量的简单扩张，而是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系统性的传播哲学与实践范式。其本质是对信息传播活动进行全局性谋划与整体性推进的战略思维方式。从内涵上看，大宣传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由特定部门承担的、以单向灌输为主要特征的狭义宣传观念。它将宣传工作视为一个开放复杂的系统工程，强调将其置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大局中进行通盘考虑。这一理念认为，有效的传播不能局限于单一的舆论阵地或封闭的信息回路，而必须建立起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网络化传播结构。

25.回环

所谓“回环”，并非对传统反馈机制的重复描述。反馈往往被置于传播链条的末端，被理解为对信息源的回应；回环则强调传播在多元文化主体之间的不断折返与再造。一次跨境传播，不是从甲传至乙而告终，而是从甲到乙，再由乙经由文化、技术、权力等机制折返至甲，并在返回途中嵌入新的意义、形塑新的格局。换言之，回环凸显的是循环中的质变，是一种不断生成、不断延展的文化螺旋。在这种环状动力之下，国际传播从“谁在说、谁在听”的静态框架，转向“谁在回应、谁在回响”的动态网络。信息在国际传播中被吸收、挪用、改写，最终以新的形式反向作用于原初的叙事者。这种作用既可能带来话语权的放大，也可能带来叙事权的稀释。传播由此成为一种回返的力量：其既是意义的递归，也是权力的再分配，是国际关系场域中不断进行的文化再生产。

26.液态监视

“液态监视”这一概念并非专指某种技术或工具，而是由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著作中提出的，用来描述现代社会中监控体系的一种状态。鲍曼借用“液态”一词来比喻现代社会中监控的无孔不入和无所不在，以及其流动性、无缝对接和难以察觉的特点。学者在«液态监视»一书中提出我们正处于“后全景监狱时代”，人们走出全景监狱，淹没在无人能够把握的信息洪流中，监视行为便也随着信息的流动暗自涌向人之所及的各个场合、各个角落，并因此出现了所谓的“液态监视”。这种“液态监视”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监视模式，具有监视范围更广、操作手段更隐蔽、运行效率更高的特点，电子技术的建筑结构使权力能够在变换的流动的组织里运作，也使墙壁和窗户的结构变得冗余。

27.平台依赖

平台依赖是指社会信息传播活动日益依托少数大型互联网平台展开的深层现象。这种依赖不仅体现在技术工具层面，更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系统性的权力关系重塑。从传播实践来看，用户获取新闻、进行社交互动、参与公共讨论的主要场景已高度集中于微信微博抖音等超级平台。这些平台通过算法推荐界面设计数据积累构建起强大的中介能力，深刻影响着信息的可见性与流通路径。当人们习惯于通过平台接收资讯时，平台的排序规则和内容筛选机制就无形中塑造着公众对现实的认知图景。对媒体机构而言，平台依赖呈现出双重性。一方面，媒体借助平台触平台触达海量用户，获得前所未有的传播广度；另一方面，媒体的内容分发用户连接甚至商业模式都不得不遵从平台的逻辑规则。这种不对等的合作关系使传统媒体逐渐丧失自主权，陷入流量焦虑与算法适应的循环。

28.华夏传播

“华夏传播”是一个旨在构建本土化传播理论的学术范畴，特指根植于中华文明历史经验与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独特的传播观念、模式与深层文化逻辑。它力图超越西方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从中国自身的文化母体中，系统性地提炼与诠释那些支配了数千年中国人沟通行为的核心法则与意义体系。从本质上看，华夏传播的研究对象并非孤立的媒介技术或信息流程，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传播”本身。它以“华夏”为核心标识，其内涵远超地理或族群界限，指向一个以儒家伦理为基石、以农耕文明为底色、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融合发展的庞大文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传播活动被深刻地赋予了维系人伦秩序、实现政治整合与追求天人和谐的核心功能。

29.情动理论

情动理论最早可追溯到斯宾诺莎的情感研究，他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所谓“感触”，即人的身体在与外界其他身体或物体的遭遇和互动中被刺激、被挑动，从而产生“身体之力”的变化，也就是情感的变化，并随着不同的遭际流动变化。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将这种情感的流变称为“情动”。他强调“情动”是“存在之力或行动之能力的连续流变”。简言之，“情动”既是心灵的，也是身体的。“情动”确定了一个人的存在，即人是一个始终在流动变化的情感存在。当代理论的“情动”转向可以视为对于传统哲学理念中理性主体的一种重塑：“人既不是一个心灵（意识）存在，也不是一个身体存在，而是一个情感存在。”尽管“情动”理论彰显了一个与阿尔都塞询唤机制、福柯的生命政治迥然不同的没有预先被体系规训的个体，但在当代的文化机制中，“情动”依然可以为资本和意识形态所运用。

30.AI幻觉

AI幻觉指的是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内容生成、编辑、分发等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即AI系统产生的输出与事实不符、不准确或者完全虚构的情况。这种“幻觉”可能是由于算法偏差、训练数据不足或有偏见、模型误解用户意图等因素造成的。在新闻传播领域，AI幻觉可能导致虚假信息的扩散，影响公众舆论，并对媒体的公信力造成损害。因此，理解和缓解AI幻觉对于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至关重要。AI幻觉可以分为内在幻觉和外在幻觉两类。内在幻觉是指AI生成的输出内容与输入内容不一致的幻觉内容。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AI模型给出的回答与用户的输入问题或对话历史上下文信息相矛盾。外在幻觉是指AI生成的输出内容与世界知识不一致或是通过已有信息无法验证的内容。这种错误通常表现为AI模型针对用户提出的事实性问题给出错误回答，或编造无法验证的内容。

31.全景监狱

全景监狱理论（Panopticon Theory）最初并非作为一套社会理论提出，而是源自18世纪英国哲学家、社会改革者杰里米·边沁对监狱结构的设计设想。1785年，边沁提出“全景监狱”的概念，旨在通过建筑设计提高监管效率，节省人力成本。其设计图景为一个圆形建筑，中央设有一个监控塔，外围则环绕囚室。囚犯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正被监视，因此在潜意识中将外部权力内化，从而“自动地”调节自身行为。

福柯认为，全景监狱不只是建筑，更是一种“规训权力”的象征和技术，是现代社会如何运作的隐喻。通过无处不在却不可确认的监视机制，社会成员在看似自由的条件下自我规训。全景监狱理论因此超越了刑罚系统，成为分析学校、医院、军队、工厂、企业、媒体，甚至日常生活中权力运作方式的重要工具。

32.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是古罗马时代伟大的历史学家普布利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陀在其著作《历史》中提出的一个政治学名词，他说：“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通俗地说，就是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惯性思维：使然惯性思维是指人习惯地按原有的思想方法思考问题，形成思维的惯性。惯性思维容易造成思维盲点，创新和改变的可能性缺乏。

刻板印象也叫“定型化效应”，是指个人受社会影响而对某些人或事持稳定不变的看法。

33.网络巴尔干化

“网络巴尔干化”这一概念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马歇尔·范·阿尔斯泰和埃里克·布林约尔松于1997年提出。指网络分裂为各怀利益的群类，且一个子群的成员几乎总是利用互联网传播或阅读仅可吸引本子群其他成员的信息或材料，呈现出“群体内部同质化，群体间异质化”的特征。

网络巴尔干化的后果之一就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不同类型信息资源系统相互封闭，无法与外界进行正常的信息交流，形成信息孤岛及信息社会分化、混沌现象。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规制，容易导致群体与群体间的分裂，剥蚀大部分公民应该拥有的一种程度的共同经验，还加剧了调和多样化的利益和世界观的困难程度。

34.内爆

内爆的概念，最早由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内爆是相对于外爆——“身体的延伸”而言的，内爆指的是消除区别和界限的后现代性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领域相互渗透和交融。在麦克卢汉看来：“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三千年的爆炸性增长，现在它正在经历内爆。

接着，鲍德里亚借用了麦克卢汉“内爆”的概念，指出“超真实”使真实与非真实之间发生“内爆”，所有的界限被抹平，内爆从微观符号层面的意义发展到宏观的社会层面。在鲍德里亚看来：内爆首先是指真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内爆，是指意义在传媒中的内爆；其二，日常生活在媒介中的内爆；其三，大众传媒在大众中的内爆。鲍德里亚认为内爆有一种消除所有界限的趋势，这些趋势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真实和虚拟间的界限。媒介通过信息符号构建虚拟社会和世界，这就是鲍德里亚的仿真与超现实。

35.瓦釜效应

“瓦釜效应”的基本现象是:“在我们今天的大众传媒上，更有意义的新闻角色大多默默无闻，更无意义或更有负面意义的新闻角色则易于煊赫一时。传媒与其新闻社群之间，在一定的媒介生态环境下，能够形成鼓励低文化价值的新闻市场机制，并通过彼此循环影响，逐渐产生“劣币驱逐良币”式的文化后果，导致高价值新闻只能得到传媒资源与注意力资源的低配置，而低价值新闻却可以得到传媒资源与注意力资源的高配置。

36.媒介化倦怠

媒介化倦怠是数字时代后人类境况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症候，特指个体在高度媒介化的技术-社会系统中，因算法霸权与监视资本主义的深度介入而陷入持续性焦虑、自我异化与精神退化的状态。这一概念由常江、李凡宇等学者提出，揭示了数字媒体生态下人类主体性的系统性危机。

其生成逻辑根植于平台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社交媒体、推荐算法等技术系统通过数据捕获、行为监控与注意力攫取，将用户异化为“数据商品”，形成“人机交缠共生”的后人类境况。平台遵循流量至上原则，制造信息过载、隐私泄露、情绪操纵等结构性矛盾，导致个体陷入韩炳哲所言的“功绩社会”式自我剥削。

37.洞穴寓言

在一个很深的地下洞穴里，有一排囚犯，从小就被链子锁着，手脚和脖子都被固定住，他们只能看到前方的洞壁。囚犯们身后是一堵墙，这堵墙后面放着一堆火把，在火把与墙壁之间，有人拿着木偶举过墙，这些木偶在火把的照射下就会在前方的洞壁上投下影子。囚犯们只能看到木偶投射在洞壁上的影子，因此他们确信这些影子就是世界的全部。当有囚犯逃脱洞穴，看清由木偶和火把组成的"真相"时，他们大多数人反而认为"真相"是幻觉，从而拒绝接受真相。

用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舆论》中的定义来解读，我们就是"囚犯"，洞穴、木偶和火把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真实环境"，洞壁上的影子是存在于我们和"真实环境"之间的"拟态环境"，而我们对"拟态环境"的确信有一部分会变成"刻板印象"。

38.行动者网络理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简称ANT）是一种源自科学技术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它由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米歇尔·卡龙和约翰·劳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发展。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所有社会和技术现象都是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通过复杂的网络相互作用而构成的。

在这个网络中，每个“行动者”--无论是人还是物--都被视为平等的参与者,它们共同构建了社会现实，并且彼此影响、互相定义。该理论突破了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如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等，主张关注这些关系如何在网络中形成动态稳定的结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理解技术创新、传播权力、经济运转等多个领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尤其适用于分析复杂系统的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

39.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又称东方学，是文学与文化批评家、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提到的概念。根据赛义德的阐释，东方主义既包括了基于对“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差异，也指一种长期以来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面临西方的主宰和话语权压迫。

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来看，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的一种文化霸权体现，这一概念将东方构建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形象，来维护西方的文化优越感和统治地位，揭示了东方主义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偏见。在政治与话语分析的视角下，是一种政治策略和话语工具，也是一种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紧密相关的话语形式。随着时代发展，东方主义逐渐带有负面色彩，尤其是在20世纪以后常被用来指称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的藐视和偏见性理解。

40.互动仪式链

互动仪式链由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互动仪式”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构成了社会和群体的动力来源，高度的相互关注和高度的情感连接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并为参与者们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人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从事他们认可的活动。不同情境下的接触形成了不同的互动仪式，经由时间延伸，并以复杂形式结合起来，便形成了互动仪式链。

互动仪式包括四个要素：

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

②形成关系圈子，对局外人设定界限；

③参与者关注同一焦点；

④参与者分享共同的情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