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与社交媒体深度融合的今天，借助短视频、直播等平台展现才华、分享生活的未成年人群体——“网红”儿童日益增多。这一现象是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交织的产物，本身承载着未成年人表达自我、连接社会的时代需求。然而，在关注其作为新兴文化参与者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过早、过深地卷入以流量、数据为导向的网络内容创作与商业活动，可能对正处于身心发育关键期的儿童构成独特的心理健康风险。

“网红”儿童的心理健康风险，源于其成长环境的特殊性，呈现出隐蔽性与复杂性交织的特征。这一影响呈现双向路径：一方面，身为内容生产者的未成年人，过早陷入以数据为导向的竞争环境，容易诱发焦虑、抑郁情绪，产生将自我价值捆绑于点赞、打赏等外在指标的“自我物化”倾向，并妨碍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内容接收方的广大青少年，长期浸润于被精心修饰与商业驱动的“完美童年”叙事中，可能强化其外貌焦虑、物质比较心理，并对健康价值观的塑造与自我身份的认同造成潜在误导。

“网红”儿童过早暴露于公众审视的聚光灯下，成长轨迹被数据量化，自我价值容易与点赞量、粉丝数、打赏金额深度捆绑。这种以流量为核心的评价逻辑，易让他们陷入持续的竞争焦虑中——粉丝增长放缓会心生失落，负面评论增多会耿耿于怀，算法推荐的波动会引发自我怀疑，容易将外在评价当作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尺，久而久之便容易诱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相关研究发现，每日在社交平台投入时间过长的未成年创作者，其负面情绪体验普遍高于同龄一般群体；此外，粉丝数量的增长往往与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呈正向关联。同时，高收入未成年“网红”在亲子、同伴关系中更易出现回避与焦虑倾向。长期浸润于高度商业化、注重即时反馈与外表呈现的内容环境，可能助长功利主义心态、物质比较倾向和外貌焦虑，影响勤奋、诚信、同理心等核心品格的稳固形成。

令人忧心的是，“网红”儿童的心理困境还体现在“亲职化”角色错位引发的自我认同混乱与情感边界侵蚀。为迎合算法推荐与观众偏好而进行的长期表演，易使青少年模糊真实自我与表演人设之间的界限，陷入“为人设而活”的认知困境，无法自由探索自身特质、建立稳定的自我认知，阻碍其完成正常的自我探索与身份建构。部分账号为博眼球，对未成年人私密生活的过度曝光，叠加“亲职化”角色错位（即子女被迫承担家庭经济支柱的心理压力），易引发情绪调节障碍、创伤性情感联结等长期心理隐忧。此外，高强度的内容生产与屏幕时间，挤占了正常的户外活动、线下同伴交往及家庭互动时间，影响现实社交技能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心理风险的发生概率。

目前，针对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存在短板：家庭往往聚焦于流量与收益，缺乏心理关怀意识与能力；学校难以覆盖其特殊情境下的心理需求；平台内容审核侧重于显性违规，对潜在心理伤害内容敏感度不足；社会支持服务缺乏针对性资源与通道。对于“网红”儿童群体，需要超越简单的限制思维，转向构建一个理解其处境、赋能其发展、纾解其压力的系统性支持网络。笔者认为，以下三点，或可成为该支持性网络构建的重要方面。

一是强化法治保障与执法效能。国家网信办联合教育部、公安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这是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重要举措。该办法首次将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系统性地细化为四大类（诱导不良行为、扭曲价值观、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泄露个人信息），并列举了具体表现形式，如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追星、参与非理性极端“饭圈”行为的；借未成年人在短视频中长时间摆拍积累人气、牟取利益的；诱导未成年人进行充值、打赏等非理性消费行为的，这为平台审核、监管执法、家长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执法依据。相关部门应聚焦平台主体责任悬空问题，重点查处未落实分类审核、违规推荐有害信息、未成年人模式形同虚设等行为，对监管不力、推诿扯皮、导致辖区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突出的平台和个人，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二是强化技术向善，嵌入心理健康维度。要督促主要平台将“潜在心理伤害风险”纳入涉未成年人内容的审核标准。利用AI识别技术初筛结合人工重点复核，对存在“卖惨式”煽情表演、“过度成人化表演”“诱导不良情绪”“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等特征的内容进行标签化处理、限流或要求调整，从源头减少心理伤害诱因。在未成年人模式或儿童账号中，试点推行“数据温和化呈现”功能，如隐藏具体点赞数、以区间范围代替精确粉丝数、提供“休息提醒”和“使用时长报告”等，帮助儿童及其监护人淡化对流量数据的过度关注，引导关注创作本身的意义与乐趣。对运营儿童账号的MCN机构及频繁进行商业发布的家庭账号进行备案管理。对用户举报的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设置快速处理通道，缩短审核时间，提高处置效率。相关平台应在显著位置为未成年用户及其监护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资源链接，包括国家级、省级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在线咨询平台等。鼓励平台创作适合未成年人的优质内容，如科普、美育、传统文化等，丰富未成年人专属内容池，提升正向供给能力。

三是家校社协同筑牢青少年数字心理健康防线。推动心理支持资源下沉，通过学校心理健康课程、社区服务中心等渠道，开设青少年网络心理适应专题辅导，重点教授情绪管理、网络边界设定等技能，帮助未成年人应对网络环境中的心理压力。鼓励学校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校本课程与实践活动，通过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提升未成年人对不良信息的辨别与抵制能力，引导学生批判性地看待网络内容，建立积极的自我价值认同，平衡线上活动与线下生活。推动社区孵化未成年人保护类社会组织，重点扶持开展亲职教育、儿童媒介素养教育及网络心理支持的专业机构。共青团、妇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及其他有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通过搭建公益平台、开展创建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培养社会工作者等方式，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对未成年人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数字素养教育、网络隐私保护等综合素养提升服务，引导家长摒弃“流量至上”的功利心态，关注孩子真实情感需求，避免将孩子作为家庭盈利工具。

“网红”儿童是数字时代“原住民”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群体。他们的屏幕形象背后，是真实的、正在成长的鲜活个体。关注并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绝非限制其发展，而是为其可能的璀璨未来筑牢根基。唯有让流量回归理性，让保护落到实处，用家庭的陪伴、平台的责任、社会的温度，为“网红”儿童的心灵保驾护航，才能让他们在数字时代既收获表达的快乐，又守住童年的纯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健康、快乐、全面地成长，真正享受数字时代带来的机遇，而非过早承受其不可承受之重。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法治日报社区版

编辑：唐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