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的社会交往关系中，人除了遵守基于相互平等原则的普遍法则，还需要遵守不同角色与领域的道德要求，学术伦理就是其中一种。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学术研究者的操守有了更高的期待，对学术伦理构建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社会转型正以不可逆之势向我们走来，而今天的学者承担着引领创新的时代责任，工作环境日益精细复杂，既向学术伦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又为构建学术伦理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从伦理规范视角看学术伦理构建

诚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学者与社会之间、学者与学者之间、学者与学生之间的交往活动中，遵循着不同主体间相应的伦理规范。社会分工为学者提供了一个促成其求真、向善、趋美的物质基础和自由空间，现代社会对学者的德性自然有了更高的要求。从建构学术伦理的主体看，有国家、学校和学人，从建构的内容看，则有规范论和德性论两种类型。国家从宏观层面给出有关学术伦理的政策导向和制度规范，一般是原则性的政策或法律；学校从直接管理人的角色出发，制定更加细致且可操作的职业道德规则；学人以主体的具身性为始点，拥有追求至善的无限可能空间。

在学术政策与制度的设计安排上，应把培养学者的健全人格作为根本原则。在具体规范的制定和学术伦理的建构过程中，学术道德的价值、原则、事实、规范、责任等关键环节一一给定之后，需要把握权利与义务这一对核心范畴。权利给出了学者所从事研究的行为空间，义务标划出必须作为和不得作为的界限。“必须作为”的，是每个学者须遵守的学术伦理规范，“不得作为”的，是所有违背学术伦理的行为。教育管理者应当把规则、环境和文化等作为构建学术伦理的优先事项，通过道德培养的方式提出对学者的道德要求，助力学者形成完善的道德人格。实践中，学校设计学术伦理规则时应当把握适度原则，既明确所要求的义务、被禁止的事项和例外的情形，也采取树立典型与榜样等手段，重视和推广应当被鼓励的行为。如果构建学术伦理时仅采取底线规则的法治策略，不注重对学者内心的触动和精神的发动，则难以达到理想的学术人格之境。

从自我完善视角看学术伦理构建

外在的政策、制度和规范构成了学术伦理的他律标准，却不能充分揭示学者内在素质的构成，也难以充分激发学者建构学术伦理的主观能动性。学者的素质由德性、知识和能力三个核心要素构成：德性引领方向，知识奠定基础，能力决定实效，三者相互嵌入，形成有机结合的要素结构。德性决定着研究者的知识生产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家、社会所用。如果没有正确价值观、善良意志的指引，学者的研究很容易迷失方向，过分追逐财富、权力、荣誉等附身性产物。

学者的自我完善对于学术伦理十分重要，它指向一种伦理的高阶形态。学者毕生追寻治学之道，正是运用理智与情感在反复实践中探寻事物逻各斯（哲学概念，指世界的可理解的一切规律，事物本质）的过程。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认为，我们用科学、理智、德性把握逻各斯，用节制、自治、意愿去分有逻各斯，以使学者的实践朝向终极之善，令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以德润身、追求真理、笃行不怠。学者道德人格的完善，亦即信、知、情、意四个核心要素的培养。将修身立德、行己有耻、安贫乐道作为一生之追求，便是学者的道德信念；当这种信念起于内心并在行动中持续下去，便形成了意志。由信念产生意志，需要充分运用理性知识。而连接信、知、意的最重要的中间要素是情感，即理智感、道德感和审美感。学者道德人格的养成，需要在反复的道德实践中不断磨砺。

学术研究的直接目的，是探索自然之序、社会之序和心灵之序，通过发现与创新去认识、把握、表达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并且在求真的过程中实现学者自我人格的完善，最终汇聚每位学者的力量，推动社会向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在走上研究之路的初始阶段，学者便应该注重“目的之善”，不断形塑自身的道德品格、健全人格，履行学者使命。在艰辛的科研治学过程中，学者要依靠意志品质克服内心的冲动、自觉抵御外部诱惑，并不断反思自身行为的正确性和正当性，为学崇德，修己安人，止于至善。

总之，学术伦理是在学人道德基础上的升华，蕴意着理性与德性、个人与社会、传统与时代的有机统一，既需要他律，更依靠自律。从事学术研究，学者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寻找真问题、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院士要做学术道德的楷模，坚守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践行学术规范，让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涵养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培育严谨求是的科学文化”，这也是向整个学术界提出的要求。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者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无论是院士还是普通学者，都应该从民族命运、社会进步和学人使命的高度，正视和重视学术伦理的建构。

（作者：张雷，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省重点培育智库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