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发布的《罗湖区2025年小学一年级学位申请指南》引发全城热议：百仕达小学因为场地租赁到期，全面转为公办。几乎同期，福田区丽中小学、福景外国语学校也相继宣布“原地转公”。据了解，2025年以来，深圳已有近10所民办学校踏上了“民转公”的转型之路。这些学校身上几乎无一例外都刻着“公参民”的烙印。

我国针对“公参民”学校的规范和治理自2021年正式拉开帷幕。这一年，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完成修订，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一场遍及全国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转公”或“退场”进程由此开启。如今4年过去，记者半年间先后走进四川成都、山东潍坊、江苏连云港、河南郑州、广东深圳和惠州等地调研发现，这场变革正在重塑原有的教育生态，也加速了民办教育格局的重构。

“公参民”谢幕

实际上，在相关文件发布之前，“公参民”学校治理的信号就已然释放。2021年5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公办学校以品牌输出方式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也产生了较多的问题。一方面，稀释了公办学校本身的品牌资源，加剧了教育焦虑，由此衍生出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利用公办学校的优质品牌，采用民办学校的收费机制，对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扰乱了教育秩序。”

记者了解到，不少省会城市的头部初中都以“公参民”的方式存在，它们坐享体制内外的双重优势，成为当地家长追捧的热点学校。

“公参民”学校曾一度被人戏称为“假民办”。它们依托公办名校的光环与资源而生，在特定时期弥补了公共教育供给的不足。然而，这类学校既享受了体制内的资源便利，又实行市场化招生收费，“捆绑名校”甚至成为撬动房地产市场的金钥匙。对此，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曾犀利发问：这些“公参民”学校有多少是真正的民办学校？对于“公参民”学校的治理实际上也是在调整公办学校与资本的关系。

伴随着新政落地，“公参民”学校的转型路径得以明确：公办学校单独举办的民办、公办学校与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合作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应办为公办；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符合“六独立”要求（即独立法人资格、校园校舍及设备、专任教师队伍、财会核算、招生、毕业证发放）的，可继续举办民办学校，但应在履行财务清算等程序，并对民办学校及相关单位、企业等使用公办学校校名或校名简称进行清理后，公办学校逐步退出。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不再审批设立新的“公参民”学校，公办学校也不得以举办者变更、集团办学、品牌输出等方式变相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地方政府和公办学校不得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新增派具有事业编制的教职工，严格规范招生，公办学校不得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名义开展选拔招生或考试招生，也不得以借读、挂靠等名义变相违规招生。

这意味着乱象丛生的“公参民”模式终将淡出历史舞台。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规的核心在于“六独立”，用这把尺子量下去，许多依靠“母体输血”的学校，转型或退场成为必然。

“如果说公办学校代表着公益性和普惠性，满足的是基本需要，那么民办学校作为公办学校的补充则代表着差异化。”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汤保梅说，“规范‘公参民’学校对于维护教育公平、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构建健康有序的教育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转型之痛

2022年对于湖南省株洲景炎学校是关键的转折之年。

这一年的8月29日，景炎学校门口的校牌被缓缓摘下，换上的新牌匾写着“株洲景炎初级中学”。作为当地头部初中，株洲景炎学校成为株洲市首所“民转公”学校。转公仪式上，与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亮相的还有一批新加入的教师。校长罗希说，将坚持“保稳定、保品牌、保质量”的原则，做好“民转公”后的机制融合、制度重建和创新发展等各项工作。

然而，当地的家长难免心存疑虑：“景炎”这块牌子，还能亮多久？昔日“优质教育”的光环，会随着体制转换而消逝吗？

家长的担忧自然带着更多现实的考量。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红顺认为，曾经可“掐尖”择优的民办名校，转公后必须严格遵循“就近入学”原则。而生源结构的变化，也让习惯了“优生快跑”节奏的教师不得不面对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的新课堂。

“这是必须直面的教学现实。”四川省成都市盐道街外语学校校长孟红坦言，招生半径从全市缩至辖区，生源基础的改变是学校转公后面临的最直观的挑战之一。2022年7月1日，成都市盐道街外语学校正式转设，实行新的运行机制。孟红说：“曾经可以‘挑选优秀生源’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转型之痛还在于教师的流动，编制成了悬在许多“民转公”学校教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不少需要“民转公”的学校，转公消息甫一传出，整个教师团队的气氛便骤然凝重。显然，“编制”成了一道无形的玻璃门。习惯了民办机制的骨干教师开始忧虑待遇落差和职业前景，而那些没有编制的教师，则面临能否“上岸”的巨大不确定性。

比生源结构变化和教学层面的“水土不服”更令人窒息的，是来自资金支持的压力。王红顺观察到，一批民办学校转为公办学校之后，地方财政的压力开始凸显，在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承接一批优质但高成本运行的“公参民”学校，意味着持续投入的刚性需求。如何建立科学的成本分担机制，探索省级财政适度统筹，确保地方“接得住”还要“接得稳”，成为政策落地不可回避的考题。

记者了解到，部分学校转公之后一度陷入运行困境。广东省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京师实验学校的前身为北京师范大学卓越实验学校，在“民转公”过程中曾经历惊险一幕。校长李玲回忆，转公之初因为投资方撤出，政府财政预算尚未衔接，工资未能及时发放。“最难的时候，全体教师仍默默坚持着，没人撂挑子。”后来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协调，才解了燃眉之急。李玲直言，那些过去高度依赖“高待遇吸名师、好生源出成绩”模式的学校，在转公后失去经费优势，困境可能更为棘手。

政策的初衷在于推进教育公平，让公共教育资源回归普惠。然而，教师的身份困局、地方财政的承接压力、学校特色的存续焦虑、家长对教育质量预期的调整等实施过程中的切肤之痛同样不容忽视。“学校的具体转型之痛需要正视。”董圣足提醒道，“部分地区出现的一纸文件解聘教师的简单粗暴现象同样值得警惕。”

转身与新生

阵痛之中，也有不少学校顺利稳住了学校发展的基本盘，一些转型学校在公益普惠的框架下尝试寻找新的发展之路。

转公三年，有20多年办学历史的成都市盐道街外语学校经历了生源结构、教师队伍和运行机制等多重转变。在校长孟红看来，这恰是学校的“二次创业”。“转公之后教师待遇保持不变，政府对学校的硬件投入更大了，教研支持更到位了。三年来学校不仅守住了发展根基，课程体系也在持续更新。”孟红说。

孟红将学校的转公视为“二次创业”。政府加大硬件投入、强化教研支持是外部利好，但她更关注如何在新的体制下保持内在活力。在2024年初的一场“年度战略发展论坛”上，孟红向团队抛出问题：“寻找能改变学校的一件事或一项制度，你会选择什么？”答案凝聚为共识：坚守本色，在规范中探寻新的生长点。如今，学校课程不断优化，教学质量平稳，赢得了家长认可。

在广东惠州，即便经历了三个月未发工资的波折，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京师实验学校最终实现了平稳过渡。这所2016年创办的民办学校于2022年9月转设为公办学校。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民转公”工作，一方面原投资方最终选择将资产无偿捐赠给政府，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妥善解决了教师的身份问题，按照“同工同酬”政策，将教师陆续转为公办身份。与之前相比，转公之后教师的工资提高了，整个教师队伍更稳定了，教学质量也稳步提升。“实现了教师满意、家长满意、政府满意。”李玲说，“以前考公流失严重，现在教学质量更有保障。”

转型过程中，株洲景炎初级中学校长罗希则提出了“保稳定、保品牌、保质量”的“三保”原则。面对生源结构的巨变，他们开始重新校准教学重心和方法，试图在“保基本”与“创特色”之间找到平衡。

部分纯民办学校也选择了“民转公”。2023年6月，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华杰小学通过政府收购正式转为公办学校，并更名为黄海路小学开发区校区。江苏华杰教育集团理事长张家成介绍，学校原有教师以合同编的方式全部保留，保持了学校的平稳过渡与发展。

盐道街、景炎、百仕达、京师……这些学校的转身只是这场深刻转型的开端。这场转型能否真正促进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能否在阵痛后孕育出更健康的教育生态，答案仍在书写中。

“这是一张尚未完成的答卷。”汤保梅说。

《中国教师报》2025年07月16日第1版

作者：本报记者 褚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