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深化新文科建设，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在信息时代，AI for Science（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正在成为第四科研范式，这对新文科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国内外一些高校对文科压缩布局的趋势，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文科的独特价值与未来发展道路。

全球新文科建设努力跟随时代步伐

纵观国内外新文科最新发展趋势，可以发现一些相似点。

在核心理念方面，国内外高校都致力于打破学科壁垒，回应复杂的社会问题。新文科的发展多以跨学科整合为核心，试图通过融合人文社科与数字技术、工程科学，解决气候变化、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等复杂问题。剑桥大学贝内特公共政策学院、悉尼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高级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复旦大学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等均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作为新文科研究的重要工具，并且致力于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

在课程体系改革方面，国内外高校都强调学生数字素养与跨学科能力的培养。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国内外高校都鼓励文科生必修编程或数据分析课程，内容包括中文分词与词频统计、网络数据爬取等，强调“文科生技术化”与“文科生跨学科研究”素养的培养。一些高校开发微专业与跨学科项目，牛津大学“交叉性人文”、东京大学设计学院的社会数字化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数字史学”均通过新型课程模块培养复合型人才。

在产学研协同方面，国内外高校都积极推动学术科研成果的实用转化。德国莱比锡大学、科隆大学、瑞典的林雪平大学等通过数字人文领域与企业的广泛合作、文化项目策划、品牌推广等实现学术成果转化。在社会服务方面，多伦多大学的地理与规划系、东京大学“社会5.0”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等均参与了城市规划、城市治理等社会服务项目。

新文科发展呈现出不同特点

综合全球知名高校在推进新文科方面的新进展，可以看出国内外知名高校在新文科发展的政策、路径、方法等方面有所不同。

一是在政策驱动与资源分配模式上，我国以国家政策为主导，如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和“双一流”学科交叉计划，通过顶层设计集中资源，如设立国家级实验室；国外则更多依赖大学自主创新和市场机制，如欧美国家高校通过校董会和企业捐赠独立运作。

二是在文化特色与问题聚焦上，我国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区域治理与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等，如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注重中国特色问题研究以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国外则侧重经济全球化议题与技术伦理，如剑桥大学与伦敦大学学院的AI伦理研究，关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文化与发展挑战。

三是在技术应用深度与学科融合方式上，国内多采用“技术工具化”的路径，如中国传媒大学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自主研发AI模型“墨池”生成水墨风格动画《龙门》；国外则更倾向于“技术理论化”，如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将机器学习算法融入人文研究方法论，重构学科范式。

四是在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上，国内跨学科成果评价主要受传统学科评价体系支配，依靠国家级项目认定，如国家级重大、国家级重点、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等。人文社科建设基地、智库、文科实验室的筹备、建设与评价也分为国家级、教育部级与省部级等，具有不同的资源支持、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国外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以大学、专业委员会与协会为主，如荷兰莱顿大学将技术工具开发视为学术成果，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允许跨学科团队自主设计评价标准。

五是在伦理治理机制上，国内伦理审查多聚焦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如社会舆情分析中的合规性；国外则更关注技术应用的哲学反思，如剑桥大学对AI伦理的批判性研究，关注“技术中性”的局限性。

新文科要互补借鉴共迎挑战

国内外知名高校在新文科发展上呈现出的差异，根源在三个方面。第一，不同的制度环境。国内高等教育受政策驱动明显，而国外大学在经费和治理上更具自主性。第二，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高校的新文科发展注重“经世致用”和本土文化传承，而西方则延续了批判性人文主义传统。第三，技术发展阶段。国内高校侧重新文科研究方式的技术融入与实用性成果的转化，而国外高校注重技术反思与理论创新。简而言之，国外新文科发展更强调技术驱动的学科范式革命，国内新文科发展更侧重国家战略需求下的学科重构。

虽然上述差异反映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也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偏好，但其核心解决思路均需指向：重构学术生产链条，从人才培养到成果转化；重塑学科价值共识，实现技术工具与人文精神的共生；重建资源分配逻辑，超越学科割裂的投入模式。而融合趋势将推动新文科成为连接技术与人文、全球与地方的创新枢纽。只有直面这些共性挑战，新文科才能真正成为驱动人类知识创新的下一代范式。

比较全球大学在新文科发展上的异同点，给我们三方面启示。第一，进行互补性借鉴。国内可吸收国际“学科深度融合”经验，如欧美知名高校的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数据密集型社会科学中心以及新文科研究的方法论创新；而国际需学习中国“快速规模化落地”能力，如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等。第二，面对共同挑战。国内外高校均需解决学科壁垒与组织机制冲突，以及学科文化差异导致的合作阻力；也都需要在技术赋能与人文价值中寻找平衡，以实现“人文引领”而非“技术主导”。第三，锚定未来发展方向。构建“全球—地方”联结的新文科网络，例如中外联合设立“全球人文联盟”“人文社会科学高校联盟”，既研究全球议题，又深耕本土文化。

探索新文科建设内涵式发展路径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高质量谋划和推进新文科建设提供了遵循。我们要准确把握文科教育面临环境的深刻变化，促进新文科建设内涵式发展。

第一，在科研制度与知识生产模式方面实现新文科研究范式的突破。围绕优势学科与领域，探索建设跨学科研究院，形成院系联动、平台共建、项目牵引的组织模式。第二，运用大数据与智能技术等跨学科研究方式，赋能新文科研究范式的发展。在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建设集政策仿真、社会实验、伦理反思于一体的新文科交叉实验平台。第三，通过建立新文科实验室的方式，聚焦国家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解决。通过平台建设、数据库共建、政策咨询与资源共享的方式，加强全球新文科研究学术协作与网络建立。第四，注重新文科研究范式的全周期质量管理，改革新文科研究评价范式。从课题管理制度切入，设立专门支持新文科研究范式发展的专项基金。第五，构建新文科产学研共生体，通过产权制度创新、人才培养革命、转化生态重构三维突破，形成新文科科研成果转化的“中国方案”。

新文科是对传统单一文科发展范式的迭代。在信息时代，发展新文科的价值不仅在于传承人文精神，更在于其与科技深度交融后产生的独特意义，新文科可以弥补技术局限，传承文明基因，抵御技术异化，守护人文温度。新文科聚焦实践与政策问题，可破解复杂社会问题，构建社会治理新范式。新文科有助于驱动创新，以人文思维赋能科技发展。同时，新文科重塑教育，培养“人机共生”的未来人才。

因此，新文科绝非“无用之学”，而是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器、复杂社会的导航仪、创新经济的催化剂。新文科是“科技人文主义”的重要基石，其核心价值在于，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的尊严与福祉，并在算法驱动的世界中，守护人之为人的意义与创造性。发展新文科，本质是构建一种“科技为人文赋能，人文为科技铸魂”的和谐共生生态。

（作者：祝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